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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和的危机》 [美]汉娜·阿伦特著(发布于2018年04月20日,阅读次)

    《共和的危机》 [美]汉娜·阿伦特著

     

     

    《共和的危机》 [美]汉娜·阿伦特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月第一版,20147月第三次印刷

     

    保密——外交上称为“谨慎”、秘密统治、政府机密——和欺骗、用作达成政治目的的合法手段之有意的谎言和公然的欺骗,它们从有记载的历史以来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真实从来就没有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看成是政治事务中的正当手段。 P4

     

    因为对“地位、教育和成就”的信任,他们可能是出于错误的爱国精神而说谎。但是,关键在于,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当然不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生存,它可从未身处险境——而是为了它的“形象”而说谎。尽管他们的智力毋庸置疑…… P8

     

    “好人”与“好公民”之间(根据亚里士多德,好人只有在好的城邦中才会是好公民;根据康德,甚至“一群魔鬼”也可以成功地解决李贤问题。“只要他们足够聪明”)…… P46-47

     

    毫无疑问,这些委员会为了揭示出“越穷就越有可能严重营养不良”(这条至理名言甚至上了《纽约时报》的“每日箴zhēn言”栏目)而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除此之外,他们也经常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很少被采纳而付诸实际,它们往往又让位于新的专家小组得出的结论。这些委员会的共同之处在于,竭力发掘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如果这是暴力问题,情况尤其如此——而从定义上看,“深层”原因就是隐而不显的,所以这些研究小组得出的最终结论往往不过是一些假设和未经证明的理论。最终的结果是,研究已经取代了行动,“深层原因”抑制了表层原因,而后者常常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无法引起哪位“严肃”而“博学”的人的注意。 P54

     

    尽管如今公民不服从已经成为遍及世界的现象,甚至在美国也只是近年来才引发了法学和政治科学的兴趣,但是,就其起源和实质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现象;美国之外,还没有哪个国家、哪种语言对此有过只言片语。美利坚合众国是唯一的至少有机会来应对它——或许,不是遵照法律条文,而是遵照法律精神——的政府。美国将其创建归于美国独立战争,这场革命自身蕴含了一种新的、从未充分表达出来的法律概念,这不是理论的产物,而是通过早期殖民者非同寻常的经验而形成的。在宪法中为公民不服从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P62

     

    从理论上看,17世纪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原始约定以“社会契约”之名为人所知……首先是《圣经》中的契约,这是全体人类(应该是全体教徒子皮以为)与上帝之间所立的约,通过这种契约,人们一致同意遵守由全能的神所选定昭示的一切法律。……第二种是霍布斯式的,根据这种形式,每个人都与严格意义上的世俗权威达成协议以保障他的安全,为了获得它的保护,他放弃所有的权利和权力。……它与美国人对政府的理解不太一样,因为它要求政府为了所有国民的利益而垄断权力,只要国民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他们自身就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拥有权力;相反,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在人民主权——古罗马的“权力在人民”——之上,权力部门所获得的权力是被授予的,是可以被撤销的。第三种理论是洛克的原始社会契约论,它不仅产生了政府,而且产生了社会……这种契约限制每一个个体成员的权力,而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社会的权力;社会就“在独立个体之间的原始契约这一坦诚的基础上”建立政府。 P64

     

    异议权——美国法律的精神和美国政府的精髓——之中隐含的一致同意,清楚地说明并且展示了此种默会的同意,它被给予是为了换取共同体对新来者和内部流动人口之默会的接纳,由此,共同体才能不断自我更新。……人们常常认为,对宪法的同意,普遍同意,也暗含着对成文法的同意,因为在代议制政府中,人们也协助制定这些法律。我认为,这种同意的确完全是一种虚构,无论如何,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它已经丧失了一切合理性。如今,代议制政府本身面临危机,这部分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允许公民实际参与的制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现在受到政党体制所遭受的弊病的严重影响:官僚机构化和两党除了党派机器以外不代表任何人的倾向。 P66

     

    一致同意和异议权变成了行动的激励和组织原则,它教会这片大陆上的居民“联合的方式”,由此产生了那些自愿性的社团,托克维尔第一个注意到他们的作用。对此,他感到既惊讶又赞赏,还有些担忧……将近150年前的这段话至今仍然是至理名言:“没有什么比美国的道德性社团和智识性社团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一结论也没有过时。自愿性的社团不是政党,他们是临时组织,追求短期目标,当目标达成时,社团就解散了。 P70

     

     

    战争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政治领域中,还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一国际事务的最后仲裁者。霍布斯是对的,他说过:“没有剑的契约不过是一句空话。” P80-81

     

    新左派强硬的马克思主义论调和一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信条的持续发展相一致,这种信条是由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当然,马克思知道暴力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对他来说,这种地位是次级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公开反对——紧随革命之后,它就像罗马专政一样,只会持续非常有限的一段时间。 P84

     

    ……一个人惟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是只从总体上考虑,那就会有明显的证据来反对进步,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而愈发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却无需付出同等的代价”,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这将总是让人迷惑……前人们辛勤劳作,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的人才会有幸住进(完成的)房子里。” P97

     

    它就发生在伯克利近来的“人民公园”事件之中。那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带着步枪、出鞘的刺刀和装在直升机上的催泪瓦斯,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 P98

     

    科学的进步不仅不再和人类的进步(不管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步调一致,而且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正如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最终毁灭所有使得学术仍有价值的东西。 P99

     

    赖特·米尔斯曾经说过:“一切政治都是争取权利的斗争;最终的权利就是暴力”,这种说法回应了马克斯·韦伯,他将国家定义为:“建立在合法手段、也就是所谓合法的暴力之上的人对人的统治”。  P100

     

    绝对权力这一旧观念……而这种民族国家最早也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代言人就是16世纪法国的让·博丹(Jean Bodin)和17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他们也和古希腊以来将政府形式定义为人对人的统治——或者是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中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统治,或者是贵族和民主制中最优秀或大多数人的统治——所使用的言辞相吻合。如今,我们应该加上一种最晚近、也可能是最可怕的统治形式:官僚政治或者一种复杂的官僚系统的统治,在此之中,没有人可以被认为是负责任的,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最优秀的人,也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我们可以很恰当地称这种统治为无人统治。(如果依照传统政治思想,我们将专制政治等同于无需为自己证明的政府,那么无人统治显然就是所有统治形式中最为专制的,因为甚至没有人可能被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回答。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明确责任和确认敌人变得不可能,而这正是当前全世界的动荡不安、喧哗骚动和它失控发疯的危险趋势的最深层的根源之一。 P102-103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文明的第一课(是)服从”……P103

     

    权力的极端形式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暴力的极端形式是一个人反对所有人。 P105

     

    个人权威……它的标志是那些被要求服从的人毫无疑问的承认;它既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说服。……权威最大的敌人是轻蔑,而最可靠的破坏方式就是嘲笑。 P108

     

    孤立无援的单个人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权力来成功地使用暴力。 P111

     

    权力是一切政府的本质。但是暴力不是。暴力本质上是工具性的…… P112

     

    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是最有效的命令,它导致最快速的、并且最完美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杆子里出来的是权力。 P113

     

    从政治上讲,关键在于,权力的丧失会诱惑人用暴力代替权力……而暴力本身导致腐败。 P114

     

    对人类本性最古老的定义——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人和动物王国中的某些物种共享所有属性——除了“理性”这一额外的礼物使得人类成了更加危险的野兽。正是理性的使用使得我们变得令人感到危险的“非理性”,因为理性是“原始本能的存在者”的属性 P119

     

    愤怒绝不是对悲惨和苦难的自发反应;没有人会对无法治愈的疾病、地震或者看起来无法改变的社会条件表示愤怒。只有当有理由怀疑,情况本来可以改变实际上却没有时,人们才会愤怒。只有当我们的正义感受到打击,我们才会表示愤怒。……关键在于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不要论证或者对话,不考虑后果地行事——是重新矫正正义的天平的唯一方式。 P120

     

    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官僚政治中,人们找不到可以与之论辩,展示差异,施加权力的人。官僚政治是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在此之中,每一个人都被剥夺了政治自由和行动的权力;因为无人统治并非无一统治,而在所有人都同样无权的地方,我们就有了一个没有暴君的暴政。遍及世界的学生造反运动的关键特征是,在所有地方它们都被引导而反抗统治着的官僚政治。这就解释了乍一看似乎令人不解的事情——东方的造反运动需要言论和思想自由,而对西方的青年造反派来说,他们藐视这些自由,认为它们是无关紧要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整个事情是混乱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明显的事实出发,即,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言论和集会自由仍然完好无损的国家中,庞大的政党机器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公民的声音,那么事情可能会更明朗一些。 P133

     

    在西方,这是为了使代议制政府得以可能,直接民主不再可能,因为“房间里容不下所有人”(约翰·塞尔登语),在东方则是为了使得对广袤(mao)国土的绝对统治更加有效。 P135

     

    如果回顾革命史,您就会发现,从来都不是那些被压迫呀侮辱的人自己,而是那些没有被压迫也没有被侮辱,不过不能忍受别人这样的人来领路。P159

     

    我真的认为,第三世界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个幻想。

    ……事实是,它们所共同拥有的只是和别一个的比较;这意味着不发达作为重要因素这种观念是欧美的一种偏见。整个事情不过是视角问题;这里存在着一直逻辑谬误。试着告诉一个中国人,他和非洲的班图人实际上属于同一个世界,我相信,你一定会让他大吃一惊。 P163

     

    我们不要讨论“人类历史发展”这样的宏大事务——人类历史发展极有可能会突然转向,它们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让我们希望,它的到来会让我们惊喜。 P164

     

    在欧洲,政治家们从未被人相信,的确,人们认为,政治家必定并且应该说谎,这是他们的一门手艺。 P172-173

     

    由之

    2018325读毕

    2018420摘录于石城仙林

    《共和的危机》 [美]汉娜·阿伦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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