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咖啡馆》 ［英］莎拉·贝克韦尔沈敏一译(发布于2019年02月27日,阅读次)

      

 

《存在主义咖啡馆》 ［英］莎拉·贝克韦尔沈敏一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3月第三次印刷

 

他（一个学生）考虑去找神父——但神父有时候正是通敌（敌指二次大战纳粹）者本人，而且他明白，基督教的道德思想，只会告诉他要爱邻人、要对他人行善事，但却没有说清楚“他人”是谁——母亲还是法国，或者，他想求助于学校里学过的那些哲学家……但哲学太抽象了：他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无从置喙（hui）…… P18

 

战争使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人类问题，完全有能力偏离文明的规范；怪不得“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类本性”这一观念听起来是那么可疑。无论要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实现它所需要的可靠指导，都无法从政治家、宗教领袖甚至哲学家——在遥远而又抽象世界里的那种旧式哲学家——这类权威来源那里获得了。但现在，一种新式哲学家来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大显身手，而且完全能胜任这项任务。 P20

 

1948年，天主教会把萨特的著作，从他伟大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到他的小说、戏剧和散文，全部列入了《禁书目录》。他们很有理由担心，萨特关于自由的演讲，会让人民质疑自己的信仰。（换句话说，西人其实一直不“自由”所以才把自由如此隆重推出？子皮如是说） P21

 

雷蒙·阿隆描写学生时代的萨特时说：“一旦他开口说话，一旦他的学识抹去了他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他丑陋的外表就消失了”。另一位老熟人，维奥莱特·勒迪克也同意，他的脸从来就不丑，因为他的脸被他头脑的睿智，“火山爆发般的诚实”和“新开垦土地般的慷慨”点亮了。当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为萨特画素描时，他边工作边惊呼：“多么厚重啊！多么有力量的线条啊！”。 P25

 

随着他俩地位的提高，所有一切都想诱使他们进入权威机构，但萨特和波伏娃却一直很决绝，坚持要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两人都没有变成惯常意义上的学者，而是以教书和自由职业为生……当萨特因1945年的抵抗活动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及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都拒绝了，而理由便是，作家有必要独立于利益和影响力之外。1982年，波伏娃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49年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还曾推举萨特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但也被回绝了。 P26-27

 

除了声称要转变我们思考现实的方式，现象学家还承诺要改变我们如何思考自身的方式。他们相信，我们不需要试图去找出人的心灵是什么，仿佛它是某种实体一样。相反，我们需要考虑心灵做了什么，以及它如何领会经验。 P64-65

 

一些东方的冥想技巧，力求让这个跑来跑去的东西安静下来，但其艰难程度表明的正是让精神静止不动有多么不自然。要是不管它，只要醒着，心灵就会朝各个方向伸探——甚至在睡梦阶段也还会继续这么做。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话，心灵几乎根本什么都不是：它就是它的关涉性。P66

 

对于萨特来说，如果我们试图把自己关进我们的心灵之内，关进“一间百叶窗紧闭，漂亮温暖的房间里”，那我们就会停止存在。 P68

 

胡塞尔开始把他的现象学转变为一种“唯心论”的分支——这种哲学传统拒绝承认外部实在性，并把一切事物定义为一种个人幻觉。

导致胡塞尔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这么做的原因，是他对确定性的渴求。一个人可能对世界上的许多事都不确定，但却可以确定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 P69

 

奇怪的是，海德格尔走上这条路径，是在阅读弗朗丝·布伦塔诺时受到启发——不是布伦塔诺论意向性的章节，而是他的博士论文，其中讨论了“存在”一词在亚里斯多德著作中的不同含义。同一个哲学家，让海德格尔开始关注到了存在，也把胡塞尔引到意向性上，并由此引到内在转向。 P76

 

海德格尔总结道，存在（Being）本身并不是存在者（being）。意思是，存在不是任何一类可被定义或描述的实体。 P85

 

在《存在与时间》中，日常存在——而非触不可及的宇宙或数学——才是最“本体论的”东西。实际的操劳与操心，比反思更为原始。有用性先于沉思，“当下上手状态”先于“现成在手状态”，“在世存在”和“与他人共存”先于“独自存在”。我们不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空盘旋，从上往下凝视，而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参与其中——我们“被抛”到这里。而“被抛性”必定是我们的起点。 P94

 

但事实证明，阿伦特把他往最坏处想是正确的，1933年4月，所有对海德格尔的猜疑，都被驱散了：他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职务，这份工作不但需要他贯彻新的纳粹法律，还要求他加入纳粹党。据说，有人还看到他参加了5月10日的弗莱堡焚书，在下着毛毛雨的晚上，举着火把去了大学图书馆外广场的火堆旁——几乎就在他自己的哲学系的台阶上。而在私底下，他用哲学思想把笔记本填满的同时，也穿插写下来很多带着纳粹色彩的反犹言论。这些“黑色笔记本”在2014年出版，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海德格尔是纳粹，至少一段时间是，并且不是出于一时的权宜，而是因为真正地信仰。 P114-115

 

海德格尔不喜欢普遍真理或普通人性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在他看来，此在并非如启蒙哲学家所思考的那样，可以被理性和理解的共通能力所定义。它同样不大可能像在宗教传统中那样，被任何超验、永恒的灵魂类型所定义我们根本不是存在于一个更高的永恒层次之上的（是不是国人早明白此意蕴，所以既没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把“天命”谓之性用之于凡间和之，子皮如是说）。 P124

 

在《存在与时间》的最开头，海德格尔曾许诺，本书会把我们带向一个庞大的终场，他届时将论证一个终极的观点，那就是此在的存在之意义就是时间。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把书写完，我们看到的只是第一部分。……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时间的存在者，那么真正的存在便意味着，首先，要接受我们是有限的与会死的，我们将会死去。我们将会死去，这一最重要的领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真正地“向死而生”，在他的哲学中具有根本地位。

在《存在与时间》的这些页里，海德格尔听上去最法西斯。毫无疑问，他写关于死亡和决心的段落时，是在用政治术语思考。 P125

 

不过，到1933年的圣诞节时，海德格尔开始感受到自己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适应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的公开角色，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最终在那个寒假里做出决定：在下学期期末辞去校长职务。他这样做了，辞职信的落款日期是1934年4月14日。他后来宣称，在那之后，他便与纳粹再无关联了。……这一新的立场也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从那时起，他开始受到纳粹党鹰犬的骚扰和监视，一直至战争结束。 P126-127

 

他说，他不会搬去柏林，因为这会夺走他的黑森林环境——远离“缓慢而从容地生长的枞树，散发明亮而朴素的光辉的繁茂草地，在漫长秋夜里奔流的山间小溪，白雪皑皑、异常质朴的平原”。当寒冬的夜晚，木屋外刮着暴风雪，他写道，“那是研究哲学的完美时间”。

……海德格尔说，刚收到任职（柏林大学）邀请时，他向托特瑙山上的邻居——一位73岁的农民，后来被证实是约翰·布兰德——寻求建议。布兰德想了一会儿——那种漫长而又周全的一会儿，据说睿智的乡下人都喜欢这样——然后告诉了他答案，不过不是用语言，而是轻轻摇了摇头，有这就够了。 P132

 

她们（阿伦特和她母亲）逃走的方法现在听上去都神奇到有一种不真实感：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德国家庭，在边境上有一所房子，前门开在德国，后门开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家人会邀请人们来吃饭，然后晚上让他们从后门溜走…… P134

 

加斯东·伽里玛（出版商）亲自写信给萨特，建议他想一个更好的书名，因为《忧郁》听起来不够畅销。萨特提出了几个备选标题。或许可以用《关于偶然性的备忘录》……最终，伽里玛自己提出了一个简单而令人吃惊的标题《恶心》。1938年4月，这本书出版了，并且获得了评论家的好评，加缪便是其中之一。萨特由此一举成名。 P152-153

 

每一个认识梅洛·庞蒂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散发着幸福的光热，……她（波伏娃）在笔记本上写道，他的大毛病在于“性格不激烈，而上帝之国是为激烈之人准备的”。他坚持与人为善。“我觉得自己太不一样了！”她喊道。她是一个有着强烈好恶的人，但他在任何境遇中，都会从多个侧面去考量。他认为人是各种品质的混合体，并愿意把人们都往好处想，但她在年轻时，却把人类视为由“大量不值得一提的人和一小群被上帝选中的人”组成。 P158

 

伊丽莎白想要嫁给梅洛·庞蒂，而他似乎也有这种渴望——直到他突然中断了这段感情。后来波伏娃才得知原因。原来，伊丽莎白的母亲认为梅洛·庞蒂和她女儿不合适，于是警告他放弃，要不然她就揭露他母亲的一个所谓秘密：她曾出过轨，并且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不是她丈夫的骨肉。为了避免这桩丑闻影响他母亲和即将结婚的妹妹，梅洛·庞蒂退出了这段感情。

波伏娃在得知真相后愈发觉得恶心。肮脏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伊丽莎白的母亲典型地展示了中产阶级式道德主义、残酷和懦弱。而且，波伏娃认为后果是真的要人命那种。伊丽莎白非常沮丧，又在感情危机期间染上了重病，可能是脑膜炎。最终，她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一岁。 P160

 

《局外人》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942年，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思想……但因为审查者不接受关于犹太人的材料，他最终同意删除了论弗兰兹·卡夫卡的那一章。像萨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加缪也学会了妥协。 P210

 

《存在与时间》跟《存在与虚无》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写完。……萨特指出，我们害怕自由，但无法逃避它，因为我们就是它。 P215

 

理论上，如果有人把我牢牢地绑在悬崖边，我的眩晕感就会消失，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跳下去，因而便放松了下来。如果我们可以试着用类似的技巧来对付生活中的一般焦虑，那么一切似乎会变得容易得多。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它们都无法像真正地绳索那样牢牢绑住我。 P218

 

毕竟，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得以继续下去。 P220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波伏娃和萨特发现，他们和加缪再次产生了分歧。经过最初的犹豫，加缪后来开始坚决反对死刑。他说，无论那行为（清算纳粹行为）多么严重，国家执行冷酷的司法处决总是错误的。1945年初，在一本法西斯杂志的前编辑罗伯特·布拉西拉赫受审前，加缪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法庭如果做出有罪判决的话，，要对他宽大处理。萨特因为当时不在，故没有牵涉其中，但波伏娃明确拒绝了签署请愿书…… P227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威胁超过了战后年代的实际恐怖：机器失控、原子弹爆炸、辐射泄漏、流行病、化学污染……从此处开始，我们或许能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海德格尔老是这个样子，他的意思其实是——倒退回历史的源头，在过去中寻找一个长期被遗忘的复兴之路。 P257

 

《艺术作品的起源》……“泰然任之”是海德格尔后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指的是用不插手的方式来关注事物。这听起来很简单。海德格尔问到：“有什么能比一个存在是其所是更容易呢？” P258

 

……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以前是激情澎湃的海德格尔主义者，现在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47年4月，他去了一趟托特瑙山，希望海德格尔能解释一下他与纳粹有牵连一事，然后道个歉。但他两样都没得到。8月，他再次写信问海德格尔，那么多人都在等着，只想听到他的几句话，可他为什么还是没有明确地否定纳粹的意识形态。“你真的想要以这种方式被载入思想史册吗？”他质问道。但海德格尔拒绝回答。1948年1月20日，他回信感谢了马尔库塞送来的包裹——大概是急需的补给品——并补充说，他把里面的东西只分给了“那些既不属于纳粹党，又与国家社会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昔日学生”。然后，他转向马尔库塞的问题，说道：“你的信，恰恰表明了和1933年以来就没有在德国待过的人交流起来有困难。”他解释说，他不想发表一份轻率地否认声明，因为1945年时，许多真正的纳粹都忙不迭地这么做过，“用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言不由衷地宣布他们已经改变了信仰。而海德格尔不愿意让自己的声音与他们搅在一起。

这种回应只得到了少数几个人的支持，而其中之一就是伟大的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1988年的一场演讲中……通过保持沉默，他留给了我们一条“命令，去思考他自己没思考的东西“——对德里达而言，这更有成效。 P264-265

 

其他思想家也在战争年代里做出了激进的伦理转向，其中最积极的是西蒙娜·薇依，她甚至真的身体力行，按照把其他人的伦理要求置于优先地位的原则来生活……有些人缺少食物，所以她也几乎完全不再吃东西。她在日记中好奇地想，有一天会不会有人发展出一种人类的叶绿素，这样的话，人们单单靠阳光就能生活了。 P275

 

在自愿挨了几年的饿之后，因为营养不良，薇依的肺结核开始加重，病倒了。1943年8月2日，她因心脏衰竭……去世。……她最后一部作品《对根的需要》中提出的主张之一便是：我们没人拥有权利，但我们每个人对别人却都有近乎无限的责任和义务。 P276

 

法国妇女才刚刚获得投票权（随着1944年的解放），但仍然缺乏许多其他其他基本权利；直到1965年，已婚女性才有权利开立个人银行账户。 P292

 

1944年，他写了一整部关于它（视角竞争）的戏剧：Huis clos，被翻译为No Exit（《禁闭》）。剧本描绘了被困在同一房间里的三个人：一个被指怯懦的逃兵，一个粗鲁的女同性恋者和一个轻浮的拜金女。每个人似乎都用评头论足的目光至少看着其中一个人，而每个人又都渴望逃离同伴无情的眼神。但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死了，去了地狱。正如该剧中被引用过无数次，但也常被误解的最后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他人即地狱。”萨特后来解释道，他并不是在笼统地指他人就是地狱。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死后，我们被冻结在他人的视野中，再也无法抵挡他们的解释。或者的时候，我们任然可以做些什么，来控制我们留给别人的印象；一旦死去，这种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而我们只能被埋葬在其他人的记忆和知觉当中。P297

 

在任何情况下，热内都倾向于同情那些被打败者或被鄙视者……20世纪60年代事时，他曾支持过学生激进派，但是又对威廉·巴勒斯说过：“如果他们赢了的话，我就转而反对他们。”……有一天，他刚把手伸到抽屉里，就被一个碰巧进来的家庭成员撞见了，对方大喊道：“你这个贼！”照萨特的解释，小热内被冻结在了他者的凝视中，成了一个被贴上卑鄙标签的对象。但是，热内没有感到羞愧，而是接受了标签，通过敢作敢当的承认，改变了标签的意义。你说我是贼？好啊，那我就要当个贼！ P303-305

 

他的举动是，从母亲的钱包偷零钱，然后买糕点给欺负他的人吃。这看起来似乎是有趣的暴力——取决于什么样的糕点。但对萨特来说，这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一种彻底的转变：这些恃强凌弱的之人夺走了他的东西，那现在他就给他们一些东西。通过这种热内式的偷盗和馈赠，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定义了整个状况，从中造出了某种艺术品。后来，他告诉波伏瓦，自那之后，他便“不再是个可能被迫害的人了”。有趣的是，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都会忍不住地要送别人东西。 P306

 

在梅洛·厐蒂看来，这一切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社会存在：没有他人的话，我们无法活得很好，或者没法好太久，我们对此尤为需要。这就使得关于他人真实性的唯我论猜测荒唐可笑起来。 P326

 

……它是一种修辞手法，通过把同样几个词顺序颠倒，来逆转句子的意思，比如肯尼迪总统说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P328

 

两人的目标也不同。萨特在写关于身体或其他方面的经验时，目的通常是为提出不同的观点……而梅洛·厐蒂谈论娴熟和优雅的动作时，动作本身就是他要说明的东西。P334

 

我们永远无法明确无误地从无知走向确定，因为探寻的线索会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回到无知状态。这是我读过的对哲学最诱人的描述…… P335-336

 

由于对苏联的极度恐惧，美国政府开始打击任何一点左翼倾向的组织、监视和骚扰本国公民。凡是被怀疑具有“红色倾向”的人，都面临着被解雇、列入黑名单和被拒绝出境的危险。1951年，由于把核武器的秘密给了苏联人，幼稚的夫妇埃塞尔·罗森堡和朱利厄斯·罗森堡被判处死刑。处决于1953年最终执行后，震惊了美国内外。萨特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身在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则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她担心这样的事件可能预示着一场国家性灾难，可以堪比德国那场。“一种无法想象的愚蠢，一定掌控了美国。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对它很熟悉。” P342-343

 

加缪不大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有反抗。每次革命颠覆了一个社会的弊端后，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现状，并慢慢形成自己的过分行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种全新的责任来反抗这些，永远都会如此。 P358

 

梅洛·厐蒂则放弃了原来的思想，认为人类生活不能被迫去适应某种理想的轮廓。按照他的说法便是，他醒了。摆脱这种理想的“乡愁”后，他说，“一个人抛弃了幻想，所有一切重新变得有趣和新鲜起来。”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他同样谈到了哲学家就是那些别人睡觉时醒着的人。

当然，萨特认为，他自己才是那个醒着的人。后来总结他们的分歧时，他说道：“我认为，我在忠于他1945年的思想时，他却抛弃了它。而他则认为，他只是在忠于自我，而我却背叛了他。”

这段话非常公允地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分裂根源，而且，与更早时那场完全不同的分裂如出一辙。20世纪20年代后期，埃德蒙德·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也是如此，都认为各自正在驶向更令人兴奋的新领域中，把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或陷于停顿的对方甩在了后面。 P367-368

 

萨特在笔记本中平静地列出了最近发生的争吵和分裂：与库斯勒、阿隆和其他几个人，完全决裂；与加缪，只是简单聊几句，“避免本质的话题”；与梅洛·厐蒂，分道扬镳。……友谊的破裂并不让他觉得困扰：“一个东西死了——仅此而已”。但几年后，他却为加缪和梅洛·厐蒂撰写了宽宏大量的讣告。回想起加缪时，他伤感地写到了他们一起哈哈大笑时的情景：“他的性格中有一点点阿尔及利亚硬汉的味道，非常无赖，非常有趣。”然后又补充说：“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但对于雷蒙·阿隆，或许是因为两个人在上学时曾非常亲近，但后来却在政治上出现了那样巨大的分歧，所以萨特恨得要更长久一些。……莱维问到（阿隆接受采访时）：“那你是怎么想的？在这种情况下，做萨特好还是阿隆好？错误但胜利的萨特，还是失败但正确的阿隆？”阿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被人记住了，后来就成了那句简单而伤感的格言：宁可与萨特一起犯错，也不和阿隆一起正确。  P369-371

 

“热内效应”：弱者总是正确的。P379

 

不久之后，存在主义非虚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横空出世了，而作者正是保守派中的一员：汉娜·阿伦特。1963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文，后又将其丰富成一本书。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犹太大屠杀的组织者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事件。在旁听了审判，并观察到了他那种茫然的怪异反应后，阿伦特将他解释为一个终极版的穿灰色西装的人。在她看来，他是一个毫无头脑的官僚，受制于海德格尔所谓的那种“常人”，完全失去了人类的全部个性和责任。她将这种现象形容为“恶之平庸”……研究人员完善了实验，进一步探索了人们在遵守命令方面可以走多远。结果令人震惊：看起来，如果有一个足够权威的人物命令的话，似乎每个人都愿意给别人施加酷刑。 P387

 

1966年，米歇尔·福柯预言，作为一个相对晚近的发明。“人”可能很快被“抹去，就像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这个意象让人想到了李维·史陀那个用研究“把人消除掉”的呼吁。……“现在还有谁在乎自由、自欺和真实性啊？”P407-408

 

作家的言辞在捷克斯诺伐克仍然具有分量和价值：它们在人们的生命中被衡量着，而在西方，它们却没有实质内容，太轻而易举了。……在西方，“一切都可以，所以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什么都不可以，所以一切都重要”。P409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9岁。……在海德格尔这个谜团上，阿伦特从未做出一个决断。有时候，她会谴责这位曾经的情人和导师；有时候，她又努力为他的声誉平反或者帮助人们了解他。

1969年时，她曾写过一篇文章，两年以后以《八十岁的马丁·海德格尔》为题发表在了《纽约书评》上。她在文中提醒新一代的读者，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在马堡那个“迷雾的洞穴”中对思考的呼唤，曾让人们兴奋不已。但她又问道，为什么在1933年以及之后却没能适当地对他自己进行思考。不过，她没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用海德格尔是个“做梦的男孩”这个理由轻易将他放过一样，阿伦特也已一个过于宽容的评价结束了文章，说他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这位不谙世事的天才之所以掉到井中，是因为他太忙与看星星，没有注意到前面的危险。 P423-424

 

海德格尔的恐惧得到证实：希腊没有一处让他满意。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奥林匹亚成了一大片“供美国游客住宿的酒店”，搞得这里的风景都无法“释放其土地、海洋和天空中的希腊元素”。 P426

 

1966年，《明镜》周刊的记者曾问海德格尔，他怎么看待人类有一天可能会离开地球去别的星球这种想法——毕竟，“哪里写着人就该待在这儿了？”——海德格尔听罢，惊骇不已。他回答说：“根据我们的人类经验和历史，至少在我看来，我知道的是，一切至关重要和伟大的东西，都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有一个家，并且根植在一种传统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的哲学都与归家有关，而最大的回家之旅就是死亡之旅。在去世前，他与神学教授魏尔特有过一次谈话。他提到说，尽管他早已不再信教，但他的愿望是被埋在梅斯基尔希教堂公墓里。 P427-428

 

……任何人都没能预见的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出现了各种极端、激进的指责和争论，我们现在的自由是什么，我们需要自由来做什么，多少自由可以被容许，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能被解释为冒犯或越界的权利，以及为了换取舒适和幸福，我们又准备把多少自由拱手送给高高在上的企业实体这类问题上，已经无法达成一致。我们已经无法再把自由视作理所当然。 P446

 

海德格尔放弃自己的信仰，只是为了追求更强大的神秘主义，而萨特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甚至比尼采更甚，勇敢而认真地秉承着没有来生的信念，坚信不管什么样的神圣补偿，都永远不可能比得上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事物。对他来说，我们拥有的，只有此世这份人生，因而我们必须物尽其用。 P453

 

他竭尽全力地完整描述了我们如何从一个瞬间活到另一个瞬间，进而说明了我们是什么——从一个戴着大礼帽走进房间时弯腰闪躲的女人，到一个站在窗口望着那根一只鸟刚刚振翅飞走后扔在颤动的树枝的男人。可以说，梅洛·厐蒂留下了最持久的思想遗产，尤其是直接影响了“具身认知”这门现代学科——把意识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和感觉现象，而非一系列抽象过程来研究。 P456

 

2017年7月22日阅毕

2019年2月27日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