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 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发布于2020年06月15日,阅读次)

《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 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

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2019年5月第一版

 

特别复我们这些当年曾经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过、工作过的师友们，大都是傅斯年先生的崇拜者，推崇他所主张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认定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或者说得更远一点，我们都是于汉学和中亚研究领域内被伯希和先生等发挥到了极致的西方历史语言学(语文学)传统的崇拜者，我的老师陈得芝先生和老师的老师韩儒林先生都是在这个传统下训练出来的优秀的蒙元史大家。韩先生有句流传极广的名言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字空”， 显现了语文学家甘为学术苦行僧的坚定不移的学术精神，这曾经是我们很多人的座右铭。p18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蒙元史家或已经把蒙元历史研究得很好，很专深了，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像别人一样尝试去把蒙元史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努力去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一种可以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与此同时，别人却正在讲述这个故事，而且已经建立起了有关这个故事的一套有影响力的叙事和话语。尽管别人讲的这个故事不见得一定正确，它与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一定相符合，但是，他们说的故事讲得多了，流传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权威意义，并演变成为一套固定的历史叙事，随之而产生巨大的话语霸权。这样，我们自己不但失去了有关蒙元史的“话语权”，而且还会时刻受到这套既定叙事和話語的強烈的壓迫和限制。p27-28

 

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历史或都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东西，没有纯粹客观的、不受任何观念影响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后来就成为了后现代史学的一个主题思想，虽或被认为有点矫枉过正，但确实对史学家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也对今世的史学研究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不但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精准、客观和科学，就是历史书写、叙事的范式、模式、框架等等，它们也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工具，而是通常都连带着某种基本的历史观，它常常可以设定历史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基本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解释。

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Christian Wedemeyer先生的一篇讨论密乘佛教历史书写的文章……指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一种历史叙事模式是黑格尔最早提出的所谓“有机的历史发展模式”，即认为任何一部历史就像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anorganic process),它必须经历出生、成长、鼎盛到衰落、灭亡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不管是研究希腊、罗马史，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城市史、宗教史等等，大家都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于是，开国君主无例外都是英明伟大、 雄才大略的，而未代皇帝必然是荒淫无度、腐朽堕落的……p33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西番僧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藏传密教的修习仪轨，当成是导致元朝急速败亡的罪魁祸首，认为正是西番僧所传的这些实际上不过就是淫戏、房中术的藏传密法，彻底蛊惑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及其親信大臣們的心……p35-36

 

常听到有人会说元史、蒙古史，跟“中國史”、“中国”有什么关系呀?二者难道就是一回事吗?因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曾经统治了西藏，今天的西藏就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吗?这些都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人在海外经常会被人问到的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与它们相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出现于最近对清史的讨论中，清代对西藏、蒙古和新疆等所谓内亚地区的统治也是一个学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清帝国史”、“大清帝国"与“中国史”、“中国”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清等同于中国吗?这大概也是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和争议中，最让人纠结和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掩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更关键和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来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中国，如何来认识今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形成历史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何谓/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大元史”或者“新清史”等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由非汉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的历史所建构的一套新的历 史叙事的回应和批评。

不难发现，杉山先生率先提出的对蒙元史的新的解读，在一定程度 上就是要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分离出来，转而把它放入全球史、欧亚……p39

 

“大元”这个名称做了解释，它说:“古代唐皇称[三皇]五帝之时，国唐者，取其国家喜乐之意。其后，禹为国王时，国名号为夏，其意为再造国家之功德。其后各朝，均以朝代名为国家之名，不再另取国名。蒙古成吉思皇帝定国名为“大元”者，盖取《易经》中‘乾元’之义，既喻其广大也，亦日其为真实、坚固之皇位也。”这段话当来自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所下的《建国号诏》,后者大概于当时已被翻译成了藏文，《汉藏史集》于此作了综述性的引用，“这表明西藏史家对元朝与蒙古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与描述，基本上接受了元朝时期古人自己对共所建立的朝廷的定位， 即不但将蒙古皇帝称为統治漢地的皇帝，而且还将元朝视为于双地建立起来的、但已經超越了因襲爵邑之名而立國的秦漢和隋唐這樣的古代王朝的一個更偉大的大元帝國。p76-77

 

研究称为“作为政治宣传的历史”( History as Propaganda),可扪心自问西方学者又何尝能够脱离“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魔咒，为世人提供一部更客观、公正、真实的西藏历史呢?今天人们对西藏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更多的是受到了西方所流行的一套“西藏话语”的影响和制约，在这套话语体系的强大霸权影响之下，即使是最出色的历史学家或者语文学家，都很难逃脱那些先入为主的立场、观念对自己所从事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的深刻影响。p103

 

西藏喇嘛，元时多称为“番僧”或者“西番僧”，曾深受元朝诸蒙古大汗们的青睐，藏传佛教也曾在元朝宫廷内外广为传播，这是元朝历史上为人熟知的一件事情。蒙古君臣曾于宫廷内修习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等有涉“双修”或者“多修”的丑闻曾给历史上汉族士人误解番僧和藏传佛教提供了难得的素材，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使得番僧长期以来被贴上了神僧、妖僧和贼髡的标签，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巫术，甚或“淫戏”。据传元朝末年就有人曾经这样说过，蒙古征服中原，使得“中国一变为夷狄”， 而藏传密教对蒙古人的征服又使“夷狄一变为禽兽”。 甚至还有人认为就是几位番僧在蒙古宫廷中兴妖作怪才导致了曾经是世界征服者的蒙古人所建立起来的大元王朝如此急速地衰落，竟不足百年而亡。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正是当年蒙古对西藏的征服彻底地改变了西藏以后的政治、地理、社会和宗教的整体结构和面貌，深刻地影响了西藏政治和社会今后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 番僧们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在蒙元王朝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对继元朝而起的明代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p105-106

 

事实上，直到晚近十余年为止人们对藏传佛教于蒙古宫廷内外流传的细节知之甚少，所知的内容大部分流于道听途说之小说家言，实在不足为信。所知相对较多的是于元朝曾经普遍流行过的“摩诃葛刺(大黑天)崇拜”，“大黑天神”一度甚至被人认为是国家级的护法而受到蒙古君臣的顶礼膜拜，这无疑是西番僧世代得享之神僧形象的来源之一。 此外，在元朝宫廷内流行的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和“演揲儿法”则因涉及“双修”或者“多修”，传为元朝君臣所热衷，遂成为元朝迅速败亡的祸根，故最为当时的汉族士人诟病，也为后代不断妖魔化和情色化番僧和藏传佛教提供了永久的话柄，在汉族文化传统中留下很深刻的负面影响。p117

 

是因为“慕义来廷”‘望风款附”， 或者“不劳师旅之征”而得，这或并非是溢美的套话。倘若没有元朝打下的疆域基础，确实很难想象明朝能有此魄力和实力重建起一个疆域辽 阔的大帝国。①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由于明朝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难以与西藏发生实际的关系，所以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没有很多的关联。这种说法表面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稍深究即可发现它显然只是一种想 当然的猜测，毫无历史根据可言。事实上,明代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根本就不是像今天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虚弱，特别是在明朝立国初期，即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 )和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 1424)。虽然明朝像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其他王朝一样，从来不曾拥有过像蒙古人一样足以征服世界的军势力量，它甚至也难以完全征服盤踞于其北方的蒙古殘餘軍事力量，但是，这并不表明明代中国就一定是个军事弱国。 试想“鄭和七次下西洋”……p139

 

大概正是因为汉族士人一方面对藏传密教完全缺乏基本的了解，另方面却十分热衷于将它不断地情色/色情化，以至于最终完全忘却藏传佛教是如何于蒙古宫廷传播的历史，而把藏传佛教简单地集体记忆为一种类似于房中术的 “妖术”和“鬼教”。于是，藏传佛教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种正宗的佛教传统，而是喇嘛教，与萨满教一类的原始的巫觋宗教没有多少区别。“喇嘛教”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明代，一直被沿用到了今天，其中多少带有一点对藏传佛教蔑视的意味。而这种将藏传佛教，乃至整个藏族社会严重色情化的倾向也一直延续到当代。p171

 

而西方将西藏人和藏传佛教色情化的传统或确实开始于马可·波罗时代，尽管马可·波罗一定没有亲自涉足西藏的土地，但他于中国其他地区旅行时一定听到了有关西藏喇嘛们的种种神奇和情色故事，所以他口中所描述的西藏和西藏喇嘛形象，与元代汉文文献中透露出来的情形基本一致。一方面马可·波罗称西藏喇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术师，另一方面则批评西藏人是最肮脏、最没有性道德的人，藏族母亲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女儿献给外来的商人、僧人等等，以换取一件可以是完全不值钱的小礼物。年轻女子获得的这样的礼物越多则越受人羡慕，马可·波罗甚至挑逗性地鼓励西方青年去西藏，随便享用白送给他们的“室女”。p173

 

( tantric sex,双修)”无关，这些修法甚至早已经在蒙元王朝之前的西夏王国内传播过，它们显然并不是在元朝末年才开始于蒙古人中间传播的，至少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 已经在八思巴帝师(1235-1280) 的指导之下，修习过上述所有仪轨。对于蒙古人何以如此迅速和彻底地信仰藏传佛教，以及元朝何以如此迅速地走向败亡，我们都应该对其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做更深入的探讨，并另找原因。

“演揲儿”这个词汇曾经长期被诬为西番僧所传的房中术和淫戏，对它的还原和解释难倒了好几代汉学家、藏学家和语文学家。我们的研究表明它就是藏传密教中的“幻轮”修法，是一种整身、 调息、治风的瑜伽修习，这使我们终于能够拨乱反正，为“演揲儿法”摘除了淫戏的帽子，还其本来面目。而“演揲儿” 或为与梵文Yantra一词对应的畏兀儿文词汇Yantir的汉文音译这一推测，令我们记忆起今天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p190

 

作为一个巨大的欧亚政体，大清帝国不但可与那些“火药帝国”( gunpowder empires)相比较，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与莫斯科大公国，甚至和哈布斯堡和大英帝国相媲美，它当在世界史上占有一个新的位置。那些关于清的旧观念(今天有时依然会听到有些非中国专家们如是说),即把清形容为停滞的、孤立的、特殊的，和与早期近代历史潮流相切割断的等等，早已站不住脚了。不管是“中国”，还是“东方专制主义”，或者“亚洲病夫”等等，将都无法用来描述这个扩张型的清帝国国家，它不但终结了衰败中的明朝，而且还在中国内地重新建立起了秩序和繁荣，并将中国腹地的经济力量与它自己的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以抵挡俄国，粉碎准噶尔，并将蒙古、新疆和西藏加入进了帝国，使得在北京控制之下的帝國版圖增大了一倍。p202-203

 

毋庸置疑，清具有一些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由汉族建立和统治的王朝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朝贡”对于习惯于“严华夷之辨”，并以“怀柔远夷”为目标的汉民族统治下的王朝开展外交和国际关系至为重要，但对于像元、清这样的“征服王朝”来说，它确实不过是其外交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选项而已，它们在与广大西域和边疆地区的交选中，往往显示出与汉族统治王朝不同的侵略性和扩张性。

但是，说清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王朝，或许不能说这只是因为清“在军事、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很深入地与内亚相关涉”。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王朝，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非汉族政权，它们的历史都与内亚，或者西域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有着广泛和深刻的牵连。暂且不说唐朝、元朝，即使是像明这样的汉族政权，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也都和西藏、蒙古等内亚地区的民族有很深的交涉。p204

 

也许，对虞集来说，蒙古统治者的真实本性并不是关键的，不管是从智力，还是从道德而言。相反，引起他最深切的关注的或就是帝国统治区内之汉族臣民可见得到的那个君主国的外观。以这样的方式，他为保证汉人对这个政权的持续的支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贯穿其整个的官宦生涯，虞集都在努力改善和精致化以科举制度、发布官方公告、经筵和包括奎章阁在内的学土院等为象征的元王朝的“儒学的"面孔，因此而帮助了这个王朝持续地覆盖在一件华夏正统的外衣之中。p303

 

由之20200104閱畢與石城無樂齋

20200402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