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 著(发布于2021年02月18日,阅读次)

《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 著  九州出版社2018年12月第六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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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却又是最缺乏历史知识的。甚至对本国以往历史，也已一无所知了。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也可说最缺乏。……因于其不知，而产生了轻蔑和怀疑，甚至还抱着一种厌恶和反抗的态度，甚至于要存心来破坏，要把中国以往历史痛快地一笔勾销。P13

 

今天大家正又热烈地要讲“民主”，中国若要真民主，也不在学西洋，该回头来认真学学中国自己的老百姓。在今天中国老百姓身上，却保存有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的旧传统与真精神。……你想拿外国的理论方法和意见来硬敲入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去，这又哪里是民主精神呀！而且将是一件永远不可能的事。P22

 

西方国家是一种权利的国家，所以认为国家代表一种主权，一种力量。……是一种“功利的”“唯物的”国家观。中国人不这么想……个人、家庭、国家、天下，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大“天下的”国家。 P27-28

 

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永久是小单位的，多头的。

……中国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央政府乃由全国人心凝结而形成，并不是由一中心向外征服，朝对着被征服地而成其为中心的。也不是联合几个单位而形成的。在西方实在没有像这样的一种体制。 P29

 

中国人对政治的传统看法，一向认为政府不是代表一个权力，而是一个机构，来执行一种任务，积极发扬人类理想的文化与道德的。 P32

 

汉武帝时规定做官人不许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营工商业。士人报考，必须声明身家清白，此所谓清白，亦包有不兼营私人生产工作而言。 P51

 

所谓“耕读传家”，自唐代至明清，均属此情形。只许农民投考，不许工、商人家子弟投考；又只许做官人购地造屋，不许做官人开店设厂、兼营工商。因此做官人只能成为一富人，却不能成为一资本家。而官家、富人又永远地在更替流转，不能积累成大富。要明白中国的社会，要明白中国社会的经济，必先明白这一个制度。 P58

 

然正因为西方科学之突飞猛进，而造成了西方今天种种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看今天西方的发达，而忽视了中国一向用政治来控制经济的那一套理想与方法。 P61

 

今天中国人的大缺点，就是把自己本身的社会实相撇过不谈，而专门滥用西洋几个空名词套上，硬拼硬凑，硬要叫中国来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我们希望中国文化还要自觉地站起来，那么中国才有新希望。 P63

 

古代农业文化之最大敌人即为游牧文化，近代农业文化的最大敌人则为商业文化。德国史家斯宾格勒有一名言，谓“近代商业文化，就是变相的游牧文化，是一种新的游牧文化”。换言之，此两种文化，同样涵有“侵略性”，而农业文化则天然具有“保守性”。 P65

 

据西方人记载，蒙古西侵，真如秋风之扫落叶，未见有像到中国来那般节节受阻的。可见当时蒙古人所遇最强韧的大敌，还是中国。蒙古武力亦为吞并中国消耗极巨，宋亡而蒙古亦趋衰弱，未到一百年，仍为汉族驱逐出塞。整个蒙古帝国的衰亡，主要还是在中国开始。

再一次的异族人侵，便是满洲。我们往往怀疑当时偌大一个中国，何以竟无法抵抗小小的满洲部落。但满洲侵灭中国，前后也历三十年，其间经过极曲折。中国原是一个和平性的民族，政治比较合理，在升平无事了二三百年之后，一旦仓卒临时征调全国农民来当兵应敌，疆域又如此般辽阔，征发令下，便致全国骚然。这些弱征，是一个和平文化的社会，发展到百年以上的长时期之后所不易避免的。当时军备存库，也多已是百余年前的腐朽。据历史记载，杨镐领着四路大军出关，临时开库配发军装，铁甲都已锈烂，战袍缝线也都脱断。分配盔甲，肥大的配给了瘦小的，瘦小的分配到了肥大的……P70

 

中国的对外军事史上，还有一点值得称扬佩服的，是每逢获得大胜仗后，便能适可而止。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好例。罗马人因穷兵黷武，终至覆灭。中国则不然。每逢对外战争，大将军胜利归来，中国人并不热烈崇拜。甚至如西汉陈汤，以单车之使，攻克西域匈奴遗族郅支强敌，却受国内种种责难。其实这不全是中国人之糊涂。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世人热烈崇拜的，反而都是些失败英雄。他虽失败，我们鼓励他，崇敬他，称扬他，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较之霍去病、李靖、徐达之流，他们事业之一胜一败，而我们对他们的一冷一热，反而成了一反比例。然而正为此故，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足不说，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  这是一种最好的国的心理，布是特期饭观最强切的和平精神。中国医成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P72

 

到汉代始有的確定的“义务兵役制”。汉代全國皆兵……为何规定二十三岁起呢?其中却有道理。因为二十岁成丁，照理该能独立营生，中国的农民经济， 通常是三年耕可以有一年之蓄，每年积蓄其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三年便可余一年粮。壮丁自二十岁至二十二岁耕种了三年，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家中可以使用他过去三年的贮蓄，无饥馁之忧了。可见当时小小一项制度的规定，也顾及民生休戚。那时兵役共有三种。一是到中央当卫兵，一是到边疆做戍卒，一是在地方见习。无论丞相之子，也一律要服兵役。当时中央政府的卫兵，数额最高有七万余人，这是由政府供养的。全于边防成役，旅途经费由民间应役的自己担负，因此平时国系军费开支极节省。倘遇对外作战， 除了正在兵役期限的以外，另有种志愿兵。此等人，平日在家养马射箭，自行练子，且国家有事，报名参加，即所谓“良家子从军”。如李广一家……P73

 

……募兵又要长期消耗国家军饷，遂改行“府兵制”。选择有家业的壮丁，令其长期当兵。有事出征，平居则自耕自养。当时户口分上、中、下三等九级，下等三级人是不准当兵的，只上、中二等六级户口可服兵役。当了兵，一切田租捐税均豁免。北周终于凭藉此府兵制度统-了全中国。 唐代因之不改，亦因府兵制度而创立下极伟大的武功。府兵是凡兵皆农，与汉代之全农皆兵，同为“兵农合一”，而北周、唐代的府兵制则更为合理。当兵的都有相当田地，家业穷苦的农民，不得充兵役，如是则兵员素质，无论在智识上、体格上、品德上，皆无形提高，而且较为整齐。较之募兵制度自更优越了。P75

 

以后经过五代，到宋初，居然能翻身来再建一统之局，真是历史上了不得的事。若把罗马帝国末年相比，便知中国民族毕竟伟大，它常常能自找新路，绝处逢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当时一大转机，那时军人也觉悟了，经太祖一席谈，将兵权交回中央，那真是当时国家制度一极大的大革命，但亦不经流血而完成了。P77

 

现在我们试比看中国历史上的兵制。贵族兵只封建时代有，部族兵只异族人侵时有，不用多论。募兵虽有优点，但也只能用于一时，不能长久豢养。国家也不堪负担此长期的军饷。国民义务兵，欧洲直到近代由普鲁士开始实行，而中国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已是全国皆兵了。将来我们的陆军，似乎仍宜采用国民兵制，但若能参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与卫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签丁兵硬拉来的，当然不能用，还不如募兵。募兵又不如府兵，卫所兵。子弟兵一面是 募兵的变相，一面是都曲兵的变相，也要不得。P78

 

但此集团中，却显然分成“贵族”与“平民”之两阶级。都市国人是贵族，井田农夫是平民，而且那时是贵族负担战斗，平民从事生产，责任显相划分。秦汉以后之边疆屯田，乃至国外征服地的屯田，则是即兵即农，把担任临时战斗的武士，训练成平时兼事耕作生产的农民。好使这一- 个远在边塞乃至隔绝国外的武装队伍，可以自给自足，长期战斗，而不劳国内经济上粮食上给养。这是中国历代国防制度一大成功。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人对政治、对军事上之绝大聪明与绝大天才，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国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贵的一种深厚、笃实、坚强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与表达。P80

 

现在要讲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随军，至今俗语相传称之为“军师”，这很近似于近代欧洲之所谓“参谋人才”。他们正式的在军事制度中设有参谋，也由近代普鲁士开始。但中国此项人才，早在战国时已出现，如齐国孙膑便是一例。到楚、议相争时的张良，所谓“运筹帏幄”之中，这显然是参谋的专职。因为中国土地大，-有战争， 往往是大局面的，双方胜败，开不在局部阵地的进退得失上决定。因此作战必先有全盘的战略。P82

 

苏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图，他有一本名著《理想国》，里面有一节很详细地阐述他理想国的教育制度。他说:“个孩子生下地，就应该交给国家，由儿童公寓抚养，使他们认不得父母，这样才能训练成一个国家的公民。”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硬性把人分为截然的几种，如哲学家、军人、商人、农民之类。政府凭藉考试和测验，来分别人的天性，从青年时便指派定造成绝对相异的人物。治国的领袖则归诸哲学家，这国家便是一种哲学理想之实现。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学理想上。柏拉图《理想国》里还讲到共产主义，公妻制度。这真是一本奇怪的書。P88

 

柏拉图大弟子亚里土多德，他阐讲教育，没有像柏拉图那般偏激。他认为-个国家的教育， 要配合这国家的政治，以国家政体为重，而用教育来作为它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说:“人类是一个政治性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之最大不同点，就因为人类懂得政治，要参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该配合国家政体。此话还是脱胎于柏拉图，只没有柏拉图般讲得具体。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看到希腊盛行的诡辩学派和极端个人主义之流弊，他们想要起来补救，提出他们的一套教育理论，其用心未可厚非。但那时马其顿已很快并吞了希腊，希腊人也没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论了。

到了中古时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会的手里。基督教是种出世的宗教， 抹杀了人世间的一切来折持于上帝与天国，那是有流弊的。直到他们脱离了漫长的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成立了，于是开始有国民教育之兴起。这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P89

 

人生在世，国家有法律，社会有风俗，职业有固定，自由是有限的，平等则更有限。人人祈求向上，而人人不免落后。人世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向上的希望与理想。P93

 

春秋时，鲁国上卿孙叔……说：“照我看，那只是世禄，不能谓之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这句话，两千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心里，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理论和人生信条。 P125

 

武训……倾其毕生行乞所得来捐办学校，并跪请当地当地有名的先生来为他学校教书。

吴凤是台湾嘉义人……二十余岁时，便做了高山族的通事……高山族向例每年要杀一个人，环绕着人头来跳舞祭神。吴凤劝他们不要再杀人…… p135

 

《易经》上谓之“开物成务”。无此物，创此物，是为“开物”。干此事，成此事，是为“成务”。 P142

 

外倾文化，只是中国《易经》上所谓“开物成务”的文化……中国文化之内倾，主要在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着重这些有理想与德性的人。 P147-148

 

人与人间的花样，本极复杂，有种种不同。如大舜，他父母都这样地坏，他一弟又是这样坏，可说是一个最不理想的家庭。……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一人，可不问其外在环境，与其一切所遭遇之社会条件，而可以无往而不自得。换言之，只要他跑进人群，则必有一个道，而这道则就在他自身。己立而后立人，己达而后达人，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自己先求“合道”，始可望人人各合于道。 P149

 

在《孟子》书中，又曾举出三个圣人来，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三种人格，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 P150

 

在《论语》里，孔子也曾举了三个人。孔子说：“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孟子云：“仁者，人也。”此所谓“三仁”，也即是处群得其道之人，也可说其是“三完人”，即三个人格完整的人。 P151

 

在西方人看来……若生前无事业表现，这人如何能参加进历史？然而在中国人观念中，往往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孔门弟子中更高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称为“德性”，列孔门四科之首，而实际却反像无表现。

……读陈寿《三国志》，曹操、诸葛亮、孙叔、周瑜、司马懿人物甚多，后人却说三国人物必以管宁为首。管宁独无事业表现……中国历史上所载人物，想伯夷、管宁般无所表现的历代都有，而且都极为后人所重视……我不是说人不应有表现，人是应该有所表现，但人的意义和价值却不尽在其外在的表现上。……中国古人说三不朽，立德为上，立功、立言次之，功与言必表现在外，立德则尽可无表现，尽可只表现于其内在之心情与德性上。 P152-153

 

中国传统文化则重内向，中国社会可以不要宗教、法律而维持其和平与安定。中国人生哲理可以不论治、乱、兴、衰而仍然各有以自全。在历史上，不断有走上衰运的时期，像是天下黑暗，光明不见了，但还是一样有人，一样有完人。凭这一点，中国文化能维持到今天，中国民族极其国家亦能维持到今天。 P158

 

但在我们，历代首都，一个接一个地毁灭，在今天去游洛阳、长安，真有铜驼荆棘，黍离麦秀之感。仰俯之间，高天厚地，一片苍凉，文物建设荡焉无存。但国脉不伤，整个文化传统依然存在。雅典毁灭了便没有希腊，罗马城毁灭了便没有罗马，今天的伦敦、巴黎不存在了，英法又如何，这就很难想象。这是中西双方历史文化一相异点，值得我们注意。 P171

 

今日且问：埃及金字塔其道何在？可知西方人所震惊重视者即在器。中国人必从器求道，苟其无道，斯器不足贵。希腊人雕刻一人像，极尽曲线之美，那亦是物质形象。中国人画一人，重其气韵，注意在其眸子，在其颊上三毫……在中国艺术之背后也必有一个“道”的存在。 P173

 

由之

2019年12月阅毕于石头城

2021年2月17日摘录于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