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的瘟疫》——新知文库 ［美］劳里·加勒特著(发布于2021年05月28日,阅读次)

 

 

 

《 杨岐鸣、杨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6月北京第一版 2018年2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危险的新病毒单子上最可怕的当属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HIV），这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因。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于1981年首先在美国发现，现已传遍全世界，成了当代分布最广的传染病。 中文版序p3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概述了过去几千年间人类遭受微生物攻击的原因。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麦克尼尔警告说：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麦克尼尔说，“……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心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作者自序p5

 

希望改变世界，改变人性，以便创造一种自我选择的生活方式，这种企图将引起许多难以预知的后果。人类的前途注定要继续成为一种赌博（西人的价值观一直是充满着这样的赌博，子皮碎语），因为大自然会在某个预料不到的时候，以某种预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反击。——摘自雷恩·杜博斯著《健康的幻影》，1959年   p1

 

直到1944年还无人知晓，从最小的病毒到最大的大象，是什么引起这种遗传信息顺利传递的。那一年，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和在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同事们显示，如果他们在活着的细胞内破坏一个特定分子，生物体就无法把基因传下去。这种分子称为脱氧核酸核糖，即DNA。所谓寄生者，确切的定义该是“在他人的餐桌边或餐桌上寻饭吃的人，一个食客；在生物学上说，指的是在另一种生物体之上或之内生存，从中得到营养和保护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植物或动物”。

严格地说，所有的传染性微生物，从病毒到癬菌，都可以称作寄生虫。 p30

 

雌性按蚊在将注射器似的长喙插进表层的毛细血管吸血时，就把这种寄生虫从受感染的人或动物的血液里吸出来。寄生虫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雌雄交配阶段称为配子细胞，会顺着蚊子的长喙上行，进入雌蚊的体内，并在雌蚊的胃膜上形成一个小囊。经过一到三周，小囊长大，囊内造成成千上万个孢子小虫阶段的寄生虫。最后，小囊破裂，雌蚊腹内充满了极微小的单细胞寄生虫，它们对冷血的按蚊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它们的目标是温血动物，充满红血球的动物。有些孢子小体会钻进按蚊的唾液腺，当蚊子疯狂地吸血时，它们会被吸进“注射器”中注入不幸被叮者的血液中。

……科学家们知道，被注入的孢子小体会流向肝部，在那里经过另一次转变，变成所谓的裂殖体，能够感染红血球。这种微小的物体成百万地成熟，成为裂殖子，在红血球内繁殖、生长，最后由于数量太大，致使血球爆裂。不久，人体会严重缺血，每一个组织都急需氧气。如果免疫系统能使裂殖子保持在一定水平，其结果将是漫长的疲劳和虚弱，也许会成为终生难愈的慢性病。可是，如果得不到控制，裂殖子会一下子淹没红血球的数量，病人的大脑、心脏和重要器官会停滞，结果将是死亡。 p32-33

 

1958年，苏联代表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的立法机构，要求发动国际运动，消灭天花，得到几乎一致的赞同。 p34

 

最后，在索马里的迈卡，小组发现了世界上最后一例次型天花……天花被征服了。任务已经完成……令人惊讶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召见他们，或为他们的重大成就向个人表示祝贺。恰恰相反，这些年轻粗率的天花科学家被视为高傲、轻率，他们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许多官僚主义的戒律……

“科学受官僚主义的祸害不浅。”有田后来说。他还说：“如果不是多次打破世界卫生组织的每一条规定，我们永远也不会打败天花，永远不会。”即便是有田和亨德森，两位消灭天花的英勇的领导人，也受到批评，说他们多次越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界限。有田耸耸肩膀，不屑一顾，返回家乡熊本，去管理日本的国家医院。 p41

 

 

她（蕾切尔·卡森）写道：“……短命的胜利现在正有力地支持这种令人惊讶的观点：由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敌人——昆虫变得更加强大了。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已经毁坏了我们的作战武器。”

……到1951年，当地的蚊子和苍蝇对滴滴涕、甲氧氯、氯丹、七氯、六六六等都有了抗药性，意大利人只好恢复旧日控制昆虫的老办法：纱窗、粘蝇纸和蝇拍。 p46

 

到天花的放置在1975年接近胜利的时候，寄生虫对于氯奎的抗药性，蚊子对于滴滴涕和其他杀虫剂的抗药性已经非常广泛，没有人再谈灭疟的事了。专家们越来越认为根除天花的巨大胜利是件违背常规的事，不是一个可以由别的疾病重复的目标。一种新的医原性疟疾正在全球出现。所谓“医原性”是指由治疗的结果造成的。人类热情消灭全世界的疟疾病毒本是好意，不料却制造了一种新的流行病。 p48

 

海滩落潮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幻想，认为用一只桶便可舀干海洋。——雷内·杜博斯

同大多数病毒一样，马尔堡病毒也有一个储存宿主，即某种昆虫或温血动物，病毒可以可以储存宿主中毫无损伤地居住并悄悄繁殖。这种病毒和它们的储存宿主之间的关系是共栖共生，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存，双方各无损伤。但是如果储存宿主同容易染病的动物例如人类接触，这时候病毒就可能从和平的渡船，跳上新的、更加容易感染的大船，产生一场流行病。发生这种情况时，一种在其他物种身上生存了若干世纪而不为人们注意的疾病，就会在它攻击人类时突然地显得“新”。 p55

 

事隔20年，他一提到拉沙热这个话题，就难免会想到政治斗争的伤心事，埃布斯托夫的长久隔离，组里人的担心，科学家同事们的指责，以及最令人伤心的事——儿子的夭亡。（一种新病毒的发现，极易破坏权威的地位。布林克曼因为发现了拉沙病毒而被权威打压。） p106

 

缺少医疗技能……三位修女只好使用诸般武器中唯一的一种：祈祷。三位悲愁万分的修女和三位剩下的牧师对着朋友和同事的病榻，一连几个小时地祈祷，巴望他们虔诚的祷告能带来奇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在相信祷告的力量，子皮感叹） p116

 

官员们追踪梅因加生病以前几天同她一起吃饭或密切接触的37个人，把这些不幸的男人、女人、儿童关进2号亭，隔离21天。……另外，还找到了最近曾与被隔离的人接触过的274人，给他们验了血，使他们处于严密的监视下。幸运的是，在金沙萨再未出现延布库病例。

若干年后，回忆起在恩加利马医院采取的极端措施，艾萨克森说：“也许我们做的有点过分，”但是，“我们只能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不能降低。从道德上讲不能降低，从科学上讲也不能降低。” p130

 

注入埃博拉血浆以后，普拉特的病情恶化了……这位原本聪明过人的科学家如今竟在失去记忆，集中不起精力来念完一个句子，而且有些糊里糊涂。普拉特真的糊涂了。

“我干嘛呆在这个塑料袋里？”他问道，“这些盯着我的人都是谁？我在哪里？我怎么不能看书了？我以前能看书吗？” p150

 

对南方的隔离使这个地区处于近乎饥荒的状态。由于起伏的厚皮香薄草原多为湿地和沼泽，正是昆虫滋生的好地方，尤其是采采蝇，成群结队飞来飞去，使牲畜和居民感染锥体虫，并引发沉睡病。 p161

 

他们很快发现病毒不断传播的主要原因在葬礼，更具体地说，在埋葬前清理尸体的程序：与延布库的风俗相似（埋葬前必须把内脏掏空，子皮记忆）。  p162

 

在建国200周年时，美利坚合众国正忙着发扬爱国精神：企业家在借机出售红白蓝三色纪念品；好莱坞的大腕在重新排演《光辉的历史时刻》；纽约的东河在举行帆船比赛；人们大谈《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里的光辉思想。除了举国欢腾的局面，还有一种突出的政治气氛：杰拉德·R·福特总统正力争在大选中连任，他的对手是南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政治家，名叫吉米·卡特。全国也在冥思苦想：美国兵败越南，尼克松政府水门丑闻，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p173

 

“……1976年，有些决策人根本就被估计错误的后果所吓倒。在（福特政府的）的更高层，可能性和后果更被混淆在一起。”

“决定不做任何事情，决定继续静等，因为病毒也在静等，”奥斯本给其他科学家打电话时说，“这完全是不负责任。” p185

 

在美国，很少有哪个组织像美国军团那样重视爱国主义…… p195

 

神秘的费城流行病——报纸称之为“军团症”，使得人们对猪流感的恐惧骤然升级。……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害怕令人悬心的猪流感流行病果真到来，行动的速度快得异乎寻常。 p196

 

惊慌情绪并不总是与流行病手拉着手同时出现的，惊慌的程度也并不总是与情况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历史显示，民众对疾病的反应很少是可以预料的，往往是奇怪的，但却总是使调查人员感到灰心丧气的主要原因……当公众应当非常担心时，如1918-1919年的流行病，却往往出现奇怪的现象：漠不关心。同样，后来发生的全球性流行病恶魔在大多数欧洲人和北美人之间引起的反应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上百万美国人会死于流感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在美国没有引起集体的或个人的恐慌，只是在政府的某些部门除外。（目前欧美对待新冠的行动结果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子皮也觉得奇怪。）p200

 

在森塞看来，这位斯塔滕岛的众议院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政治家不应当干预正在进行的科学调查，十多年后，森塞会在眼里流露着快乐的光芒，以轻快的语调，说起众议院约翰·M·墨菲在。1981年遭到起诉，后来又在所谓阿拉伯油王行贿丑闻中以共谋犯罪和接受贿赂罪被判刑。 p203

 

国会前工作人员西尔弗斯坦坚持，在1976年，没有谁是罪人；在政治或公共卫生的判断上没有严重错误。他说，相反的，该受指责的唯一恰当的对象是猪流感病毒本身。 p215

 

关于迪克斯堡流感消失的原因，在以后几年逐渐形成的主导理论是“竞争”。许多病毒学家都提出这样的看法：在任何生态环境中，两种密切相关的病毒会互相竞争，夺取宿主，传播能力更强的病毒会取胜。 p216

 

……知识分子)争论道：从多国公司和借贷机构接受贷款和援助，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依赖和负债，循环不息。例如，希望建造医院的穷国国找到一个富国，想要捐款或贷款。得到款项，建成医院，就会导致对西医西药和医疗器械的新的依赖。购买美国X光机或法国高压消毒锅的替换部件会耗光该国本来不多的外汇储备。最后，医院成了社会的累赘，而不是福利，进一步加大了卫生部已经超支的预算。依赖论者提出穷国输在两个方面：他们被迫从富国购买一切设备和专业技术，回过头来，不管他们生产了什么产品，都得返销给原来的富国公司，价格由买方确定。他们认定，这就形成了一种输了再输的局面。

到20世纪70年代末，即使西方的投资者也开始承认，现代化最终不会把20世纪欧洲的生活和健康水平带给第三世界。70 年代初，美国国际开发署曾经把国民生产总值(GNP) 的增长速度当做衡量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与否的主要尺度。到1977年，该署署长约翰.J.吉利根不得不改变这种政策。p232-233

 

由于宗教和部族纷争，民众暴乱席卷苏丹、摩洛哥、埃塞俄比亚、毛里塔尼亚、安哥拉和卢旺达。大部分战争起源于17、18世纪殖民主义国家人为划分的国界，将古老的部族土地、庞大的家族和传统的权力结构一分为二。 p238-239

 

“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否管用。”麦考密克自言自语，一面给自己注射了两个单位的血浆……然后，他喝下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唯一真正信得过的药品：一瓶苏格兰威士忌。p250

 

1347年秋……疾病横扫欧洲和北非……仅斯特拉斯堡一个城市就杀死1.6万名犹太市民，指责他们传播了黑死病。

找不到替罪羊的人就将瘟疫归罪于自己不够虔诚。自行鞭笞者兄弟会的成员是一群天主教信徒，他们每天鞭打自己到垂死的状态……城市遭灾不仅仅是因为老鼠成灾，而且因为人口密集，卫生太差。人们认为洗澡是危险的，洗过澡的欧洲人寥寥无几…… p273

 

1978年11月，美国同性恋权利组织的声望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是领导人因信仰被暗杀的所有基层组织都会有的事。哈维·米尔克当时是全市第一个公开选举的同性恋者官员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在办公室被枪杀身亡，同时遇刺的有市长乔治·莫斯科内。刺客是另一个监督官，原来的警官丹·怀特。后来他提出一套巧妙的辩护词，说是由于吞食甜点（“女主人特温基斯”牌）过多，一时失去理智，据此，他被从轻判处。（法律的公正性，仍然受到政府价值观的左右。子皮碎语。）  p299-300

 

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时代，雅典（同性的和异性的）性活动成风，连众神都淫乱不止。（可见西人的世界：连神都是魔鬼。子皮碎语） p301

 

1967年，美国的种族关系十分紧张，每一个人都记忆犹新……纽瓦克点燃了导火索。在贫民窟的居民同警察及国民警卫队的冲突中，一排一排的房屋燃起冲天烈火。坦克在街上巡逻。 p315

 

可卡因是供人吸食而不是注射的，因此更赢得了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喜爱。它看起来更“干净”，过足瘾后能使人精神焕发，而不是麻醉后的萎靡不振。它的价格非常昂贵。1980年，可卡因在某些城市已经代替美酒佳酿，成为步入高层社会者的珍品……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躲藏在暗处，等待着理想的生态环境…… p320-321

 

所有的医生都有办法在情感上与病人的痛苦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因精神崩溃而无法工作。

……1981-1982年大多数医治卡波西氏肉瘤和卡氏肺囊虫肺炎患者的医生都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和助手的健康。不过多数人都坚持工作，克服恐惧，尊奉希波克拉底的训导，治病救人。 p334

 

研究发现，某些人几乎完全缺失一种特定的T细胞，称为CD4，或T辅助细胞。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细胞把人体的自卫能力引导到受感染的部位，并调集力量，采取对应措施，以消除血液中的入侵生物。没有CD4细胞，免疫系统便很难应对任何微生物。 p336-337

 

同性恋免疫缺失症，即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失综合征有两个突出的症状：卡波西氏肉瘤和卡氏肺囊虫肺炎。……而最严重的伤害却是由通常对人无害的微生物造成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人的免疫系统已经完全瘫痪。 p338

 

到1981年，他们已经可以了解免疫系统的精密而复杂的情况了。为了辨识入侵的微生物，“盯住敌军”，向免疫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发出警告，调集二线、三线的守军，最终击溃并聚歼入侵者，这就需要调动几百种不同类型的细胞，从微小的、自由游动的淋巴细胞，到巨大的、相对静止的巨噬细胞，都要动员起来。一旦敌军被击溃，又需要免疫系统的其他细胞来下令停止攻击，降低反应力度，以免整个系统反应过激而损害人体细胞。 p340

 

温加登同他的上司——助理部长布兰特一样，都是由白宫任命的，无论危险疫情的证据多么明显，他们都不可能因为呼吁人们热切关注一种所谓同性恋的病而得到白宫的赏识。  p349

 

“我确信无疑，如果这种病是发生在挪威裔美国人或网球运动员身上，而不是在同性恋男子身上，政府和医疗界的反应会大不相同。”民主党实权人物、加州国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指责道，“我想就卡波西氏肉瘤的政治侧面直言不讳地谈点看法。这种可怕的疾病折磨着我国被丑化和被歧视最严重的一个少数人群。受害者不是典型的主流美国人。他们主要是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军团症冲击的主要是美国军团的中年异性恋白人成员。军团症患者原是受到敬重的人，所以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所得到的研究和治疗拨款也远远比卡波西氏肉瘤患者得到的多得多。我想强调指出军团症与卡波西氏肉瘤之间的反差。军团症虽然闹得几乎人人皆知，其患病的人数并不多，危险程度也较低。社会上评判的标准不是疾病的严重程度，而是患病者的社会地位。” p352

 

虽然尚未真正发现同性恋免疫缺失症的病因，但是由于在一个特定的移民圈子里发病人数较多，这就引来了人们的指责。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糟。海地人说这是对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他们本人所持有的种族主义观点造成的。不幸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感到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硬说他们是一种新疾病的根源，这还不是最后一次。p358

 

艾滋病就存在于美国的血液里。……当时，美国的大多数血库和血液因子制造公司都是通过购买获得血浆的，而供血的主要是所谓“10美元献血者”（尽管他们每次献血挣的钱是100美元），这都是些吸毒者和酗酒者，希望轻轻松松地赚钱。纽约的医生弗雷德里克·西格尔立即呼吁停止购买血液和血浆，并严词劝告同性恋男子不要献血。

但是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p359

 

“我们有证据表明，一种新的传染病原已经进入血液供应中，”柯伦对他们说，“它主要通过T细胞的改变来产生严重的免疫系统缺陷。”

加洛曾绞尽脑汁反复思考，他手下的人有没有被传染得病的可能，最后认定，流行病学显示，这种神秘的病原体是通过血液而不是空气传播的。 p369

 

在美国，医学研究经费通常不会成为党派之争的题目……但是艾滋病却是另一番景象。它触动的每一根神经，都足以使美国人两极分化：性、同性恋、种族（海地人）、基督教的家庭价值观、吸毒，以及个人的与大众的权利和安全之间的关系，等等。 p370-371

 

利维推断：“这种病毒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突变，变得与免疫系统本身或免疫系统的某个组成部分十分相似，以致在免疫系统试图攻击病毒时，却反倒攻击了自己。”

齐格勒说，结果就是免疫系统严重的自我损伤，或称免疫系统自毁。在这个过程中，B细胞和T细胞的巨大威力认敌为友，错误地攻击了人体的防御系统。 p375

 

“长期以来，年轻人一直四处游荡，不守本分，不听老人的劝告。早在与乌干达打仗以前，有些人就开始胡来，发疯似的。他们不守老规矩。战争以后更是变本加厉。迪斯科、妓女、私生子，那么多的私生子！”鲁塔尤格虚弱的身体颤抖起来，他像是强忍着泪水。“现在有些老人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我们早就跟你们说过！你们现在害病了。这就是你们伤风败俗的报应。’” p404

 

“假合作产生假科学，”曼说，“假如一群外国人来到美国中西部某个地方，看了几个小小的医院，采集了一些血样，然后便飞回国去，接着，也不跟中西部那些本该成为他们合作伙伴的人商量，就在国际性医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说是中西部30%的成年人都是HIV阳性，这该是多么糟糕——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假科学……你真的以为中西部那些人会原谅你吗？”

“为什么不去道歉呢？为什么国家卫生研究所不去道歉呢？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道歉呢？这些错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才能得到纠正？”曼问道。西方国家的政府或科研机构从来没有向受到影响的非洲国家政府正式道歉。发表过蚊虫传播和艾滋病横扫非洲这种说法的大多数刊物，也从来没有刊登任何文字，正式声明要收回前文或表示歉意。

“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工作时不能装成天上的上帝，”曼常说，“我们不能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毫无顾忌；也不能没有责任感，对我们研究的人群的责任感。”p423

 

不幸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因输血和使用血浆而感染HIV的人们的控告，欧美许多医院都故意销毁了老的记录和血样。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医院保存这类记录和血样的时间只有5年，到1986年，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血库都纷纷动手把1982年以前的文字记录切碎销毁，把电脑文档清洗干净。美国政府对如此大规模地销毁记录视而不见，宽容了这种切断艾滋病谜团重要线索的行为。 p428

 

“尽管有人说艾滋病是新近传入美国本土的，但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病人显示的典型症状说明，这种疾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具有本地特征，而且在当前这次流行的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研究人员说。 p430

 

如果人类因素是HIV出现的关键，那么美国和欧洲倒是有明显的原因，足以导致这种病毒在1975年或其后突然传播开来：同性恋浴池的兴旺、毒品注射活动的流行、血制品的国际扩张等等，都属于此类因素。但是，同期中非地区的哪些社会因素起了作用则不太清楚。 p434

 

有一种观点认为，HIV-1是通过疫苗制品进入人群的。最值得怀疑的是利用非洲绿长尾猴的肾细胞制作一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那一批疫苗在1957年到1960年间曾广泛用于扎伊尔、卢旺达和布隆迪。莱德利公司在1977年出售的另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被怀疑含有“C型颗粒”，后来一批批评家说这就是艾滋病病毒。1992年-1993年，美国组建了一个科学家专门小组来评定现存的早年脊髓灰质疫苗……经过认真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疫苗不含HIV。（为什么是美国单独评定？子皮疑问）

关于疫苗引发艾滋病，还有两种似乎成熟得多的理论，都把罪责推给了消灭天花的全球性行动。……《泰晤士报》首先提出的。它声称，人们在接种天花疫苗时，长期潜伏的古老病毒HIV便被激活了……

可是，一位居住在伦敦的退休医生约翰·西尔博士却在1985年断言，艾滋病病毒绝对是遗传工程引起的结果——是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进行生物武器试验蓄意造成的产物。

76岁的西格尔（东柏林科学家）说他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骚扰。他说他有文件可以证明，美国的囚犯被注射了绵羊髓鞘脱落病毒和HIV-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试验性组合，一直到找出了完美无缺的致命性病毒HIV，但是他却不肯把文件拿出来。他说，这一切都发生在1977年。

……过了几年，在柏林墙拆除以后，苏联国家科学院正式为以前的指控道歉，承认这件事是克格勃策动的。 p452-454

 

HTLV-Ⅱ最初也仅见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美国、巴拿马、哥伦比亚三处）……关于HTLV的起源，人们的争论不大，这应当成为借鉴，作为研究HIV的指导原则。HTLV是古老的病毒，可能比HIV还要老，可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在孤立的人群以外急剧传播……扩散的因素太明显了，包括注射毒品者、针头共用、多个性伙伴（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血制品和输血等。

……记住乔·麦考密克的话还是有好处的：“注意人类自己。”

“人类在自作自受，”麦考密克说，“这不是说教。这是事实。”

尽管如此，仍然不妨说战争对HIV-Ⅰ在中非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p458-459

 

HIV-Ⅰ在北美的出现几乎可以肯定是由毒品注射者和同性恋男子双重因素促成的。p460直到1994年，仍然没有人可以明确地指出何时何地以及何事引发了HIV-Ⅰ的出现。p461

 

1994年4月6日，一架由坦桑尼亚飞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飞机，在卢旺达的最后一段航程中被击落。机上坐的是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 恩塔里亚米拉。

两位政府首脑死后三周，大屠杀就爆发了。这个地区生活着两个民族，一个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图西族，一个是人口众多但经济文化历来落后的胡图族……  p463 

 

5年以前，也就是1989年圣诞节前不久，约800名热带病专家聚集在檀香山，参加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学会的年会。他们假设非洲某个神秘的地区发生了可怕的流行病，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实况演习……演习的假想与后来的卢旺达危机令人惊讶地相似，好像早就预示着那里要出事似的。演习结果也使人大失所望。 p465

 

非常不幸，实况演习显示的是令人担心的无准备状态。……准备方面的漏洞、不足、缺陷非常严重。

美国的任何地方或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预先配备好人员和设备的传染病医院，以便在接到通知后可以立即空运到爆发流行病的地区。在整个美国，没有任何一家民用医院配备专门处理病毒的特殊设备，可以处理病人体内或实验室里的高传染性、高致命性微生物。 p466

 

假如檀香山的演习设想是真的，假如真的出现难民危机，一种空气传播的埃博拉病毒大规模爆发，那么病毒在明显出现后不到10天，就会由受到感染的救济人员和士兵从巴桑加尼的流行中心传播到以下各地：曼谷、马尼拉、法兰克福、日内瓦、费耶特维尔、华盛顿特区、纽约、檀香山、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等。在经常与受到感染的行人接触的一切地方，都得严格执行检疫与隔离措施……

檀香山演习过后2年，拉塞尔丢了差事，许多在他手下工作过的资深科学家也都赋闲在家，这就是国防部简编的结果。1989年檀香山实况演习后，军方对上述紧急疫情的准备情况竟然越来越差了。 p469-470

 

曾经领导根除天花行动的D·A·亨德森在日内瓦会议上说：“人们越来越相信，人类的祸福，甚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亡，都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发现新出现的疾病……如果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变成一种空气传播的病原体，我们能往何处栖身？如果非要说类似的感染将来不会发生，又有什么意义？”

几年前，卡尔·约翰逊也曾表示过担心……“我担心对病毒毒性的各种研究，”约翰逊说，口气非常严肃，“只需要几个月，最多几年，人们就能查明，是什么基因决定着流感、埃博拉、拉沙以及其他病毒的毒性和空气传播能力。到那时候，只要花几千美元买点设备，在大学里学过点生物课程，任何一个发疯的人都能制造出病毒，轻而易举地让人得上埃博拉。”

到1993年，共有125个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是这个协议并没有强制作用。 p476-477

 

每年有1780亿美元以还债的名义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流向最富的国家，而反过来以贷款和外援的名义由富国流向穷国的，却只有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不足600美元。

“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福奇说，“每年有上万亿美元花在武器上，而1989年死去1400万儿童，只要拿出25亿美元就能救活其中的900万……”

福奇认为，到了90年代，由于微生物全球化的结果，国际上的和美国国内的卫生工作已经紧紧地连在一起，如果不向阿塞拜疆、科特迪瓦、孟加拉等国的百姓提供同样的健康保证，就无法使北美和西欧的民众无病无灾，健康生活。 p484-485

 

在这个世界即将进入2000年的时候，这个居住着60亿人口，其中大多数仍然很贫穷的星球，从微生物的角度看，与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城并无两样。p498

 

由之

2021年5月4日阅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