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解读〈史记〉》(发布于2021年07月07日,阅读次)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观潮丛书 ［日］宫崎市定 著 马云超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第一版

叙事文不需要序言，这是清代著名史论家章学诚的名言。 p3

 

这样的形态真的好吗？当然，这种形态不是从《史记》才开始的，在经学读物中诸如《十三经注疏》等基本典籍里，全都是注释的内容多于正文，实际上也正是经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了史学。但是这样一来，就难免产生既不是经学，也不是史学，更不是语言学的感觉。 p5

 

在公羊学中，孔子的崇高地位可以等同于帝王，因此被称为“素王”。平民中的富豪被称为“素封家”，他们虽然没有封爵，但实际上过着与王公一样的生活。“素王”的用法与此相同，也就是无冕帝王的意思。 p19

 

下一个问题是吕后能否列入本纪。……但依然使用吕后的纪年，直到清末都没有改写改写过来。将吕后逐出正统，两位少帝出现在年表中，这大概是从日本的东洋史学才开始的。 p25

 

中国人将时间的推移分解了若干个周期，一个周期往往又分成四段。……最短的周期就是一天，将一天分为昼夜两份也是可能的，但中国一般划为朝、昼、夕、夜四个部分。而在文学上，诗的绝句中也出现了起、承、转、结（又称“合”）。这种将时间推移分为四段的方法，越到后世就越发达普遍，其起源据说可以一直追溯到周代的音乐韵律之中。

这里的起、承、转、结四个阶段，相比今天辩证法通常认为的正、反、合三个阶段，则多出了一个阶段。要说多出的是哪一个，“起”对应“正”，“转”对应“反”，“结”对应“合”，剩下来的就是“承”了。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中，“正”之后不立刻是“反”，而是某种时间的延长，要在经历“承”的期间之后，才会产生对立的“反”，最后将其统合，产生出新的“正”。作为说明历史发展阶段的形式，我认为比起正、反、合三阶段来，起、承、转、结四阶段要更加恰当。 p36

 

我在读《史记》的过程中发现，司马迁具有一种在对立中产生新政权的史观，并为鲜明展现这一史观而在本纪的书写中颇下功夫。我将他的史观命名为“辩证法”……他的辩证法是无嗅无味的，纯客观地分析着权力和财力的动向。他写本纪的目的，只在于追求时间推移背后流动的力学。

我对司马迁的这一态度颇有共鸣。在秦末各地的叛乱中找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观察利益相悖的势力间的力学才更容易看到客观的真实。对汉代以后历史的观点也是一样，只要掀起叛乱就视为进步，这样的史观十分令人不解。杀人和破坏生产怎么会是进步？ p43-44

 

司马迁其实是一个看到文字记载之后就很容易上当的学者。（吴国建国故事，梦寿称王后感叹。子皮附注） p48

 

所以，“倭属燕”（出自《山海经·海内北经》，原文：“盖过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是战国时代中国人的看法。 p51

 

这种在本可以获胜的战争中失利、将优势让与对手的行为，后世称为“襄公之仁”。

……所以宋人往往被用作愚蠢的代名词……周人就通过这样的故事（守株待兔）来嘲笑宋人的愚蠢。 p56

 

宋国的开国君主微子被称为殷商的“三仁”，这在《论语》中也能看到。《史记》在《宋微子世家》开头记载了与微子一同劝谏纣王的其他两人，也就是箕子和比干。（三仁：子启即微子、箕子、比干。子皮附注） p56

 

在春秋时期，两大国若是兼并文化繁荣的郑国就会被其他国家指责为野蛮行径，所以只能暗中干涉其内政，建立起对本国有利的政权。 p67

 

田和之孙开始自称王号，他就是齐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间国力达到鼎盛，其子宣王爱好文学，对各国的学者和游说之士礼遇有加，让他们住在稷门的旁边，这就是所谓的稷下学士，孟子也是其中之一。 p74

 

在司马迁的理解中，地方政权统治当地的土地和人民必须受到中央政府天子的委任，这是儒家《春秋》的学说，司马迁又认为这在历史上曾实际执行过。因此他相信，春秋战国时代的割据政权必定在某个时代接受了周天子封建的命令，于是将他们写入世家。 p76

 

自从日本史学界引入唯物史观以来，引发了各种混乱，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很多人将理论优先于史实，甚至提出既然中世纪是封建时代的社会，那么中国古代的封建就不是封建。如果一定要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理解为封建，就必须像郭沫若首先规定中国的中世纪始于周朝。史观应该是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和说明方法，如果先确立史观，再让史实为其服务，那就是极端的本末倒置。 p105

 

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忠”，其对象未必限于君主。把“孝”作为重要的道德教授也是事实，但那是常识性的孝行，并没有说要不惜牺牲性命。毋宁说孔子看重的是“信”，“信”是平等市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基本性原则。 p106

 

孔子所说的“仁”，有时候翻译成“自由”最为通顺。《论语》中有：为仁由己，不由人（原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译注）。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受他人的影响、引诱、胁迫，完全自由的人所做的行为自然就可以称为“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说“为善”，而是说“为仁”。

……孔子在《论语》中称赞他们：殷有三仁。这三人都是不畏强权，勇于遵从自己信念的自由人。孔子不说他们是忠臣，却用“仁”来形容他们，这一点值得注意。 p107

 

司马迁……最尊敬……不屈服任何权威，不败给任何诱惑，依据自己信念行动的人，就是真正的自由人，也正是孔子所说的“仁人”。 p108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引用这一问答来表达满腔的敬意。……自由是社会环境问题，更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别人给予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给予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 p109

 

平原君将鲁仲连引为贵客，为之设宴并赏赐千金，鲁仲连笑而不受。

“天下以士自任者，最重要的就是为他人解决困难，除去他们的不幸而不求回报。如果收受一钱，那就是沦为生意人了，这是我做不到的。”

于是离开了平原君，一生再也没见过面。他同样也为齐国校历，帮助其从燕国收回聊城。将军田单为其功劳请求爵位，他却逃出后移居到海岛上。他曾述怀道：“人一旦被施舍富贵，就反过来要向他人低头。我宁可过贫穷的生活，即便没有地位也不向世间谄媚，我喜欢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

这正是司马迁理想中的人物。 p115-116

 

据我的考证，游侠的“侠”其实是“铗”，也就是佩带长刀的人…… p127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在战国时代突然变得活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此给予记述。

战国初年的魏文侯将贤者段干木引为宾客，路过他住处的门前也要从车上下来寒暄几句。这是《魏世家》中的轶事，用来赞扬文侯的美德。但汉代的《淮南子》认为，段干木实际上是大驵，也就是著名的马匹中间商……平时还是战时，马匹都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正如同今天的石油一样。出现大规模的马匹交易和中间人，这意味着资本的积蓄正在进行，所谓的古代资本主义在不断成长。这一资本的积蓄和商业的盛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成为春秋到战国、战国到秦朝推动政治上统一的原动力。

秦朝统一天下的背后有大资本家在活跃。堪称战国凯撒的吕不韦是河南的大商人……

我认为秦国是利用“资本主义”得以兴隆的，结果也在“资本主义”的腐蚀下走向没落，这样的看法更接近现实。 p142-143

 

卜式不赞成桑弘羊等人的专卖政策，于是向武帝上呈了反对意见，结果左迁为太子太傅。武帝因旱灾而举行求雨仪式，令卜式负责，于是卜式上书道：

官吏是人民用租税供养的，不应该和商人这样的人民争夺利益。如果把桑弘羊之流下了油锅，上天一定会下雨的。

《平淮书》的记载到此就结束了，想必司马迁是极为赞同的。他感叹一旦将商人任命为官僚，官吏的风气就会完全堕落下去。 p151

 

通过《货殖列传》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有一种“资本主义”在不断勃兴，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它没有顺当地发展下去。其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是官僚制度的压迫。换言之，比起纯粹的经济盈利，成为官僚后用权力搜集财富要快得多。在这些官吏的暴敛下，资本的运营很不安定，自然不可能产生旺盛的企业意愿。 p157-158

 

由之

2021年7月6日摘录于海上无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