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波澜》［美］F.J.戴森 著(发布于2024年07月28日,阅读次)

《宇宙波澜》［美］F.J.戴森 著  邱显正译

三联书店1998年1月北京第一版 （科学人文第一辑）

 

（中文版序，戴森）

科学家有责任……环顾美国和许多国家的都市现况：贫穷、悲苦的废墟随处可见；被遗弃、忽略的儿童，满街游荡。在赤贫户中，有许多是年轻的母亲及儿童，这些人在科技尚未那么发达的昔日，曾经是受到较妥善照料的一群。这种情况在道义上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身为科学家的我们够诚实，我们要负一大半责任；因为我们坐视它的发生。

我们有责任，因为我们实验室输出的产品，一面倒成为有钱人的玩具，很少顾及穷人的基本需要。

我们坐视政府和大学的实验室，成为资产阶级的福利措施，同时利用我们的发明所制造的科技产物，又夺走了穷人的工作。我们变成了……（贫富差距的）鸿沟日益扩大的帮凶。……我们协助贫富不均由国家规模扩大到国际规模，因为科技散播全球后，弱势国家嗷嗷待哺，强势国家则愈来愈富。

寄望中国

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正行径美国40年前走过的历史舞台与类似途径……五十年代的美国，科学与技术也曾经给一般市民带来同样的正面效益。但是今日的美国，科技已将一般老百姓弃之不顾，美国今天发展的技术都倾向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就让它成为中国的警讯吧！中国未来必须避免犯美国过去的错误。如果未来40年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将变得和美国现在一样富强，届时中国将有机会带领世界朝另一个方向走；在那个方向上，技术将可为各国、各阶层的儿童带来希望！——1993年3月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教天下太平，”耶稣说，“我来并不是教天下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十：34）  p6

 

……就必须了解这只科学怪兽的本性，以思索控制它的办法。

有些从事社会科学的同僚，言谈之间三句不离“方法论”，我则宁愿称之为一种“风格”。……我无法采用社会学家的智慧，因为专业不同，我不懂他们的语言。 p7

 

而我的另一项个人偏好，是当问题来临时，我通常求助于诗人多过求助于经济学家！ p8

 

凯若瑟（Kallace Carothers,1896-1937）对聚合物浓缩发生了兴趣，然后，嘿！上班女郎个个穿起尼龙丝袜——这种在1910年的涅丝比时代，被视为上流阶层特权象征的时髦玩意儿。而哈恩（Otto Hahn,1902-1968,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史查斯曼（Fritz Strassmann,1902-1980）当年只是做分析辐射化学以自娱而已，结果——轰！一声巨响，日本广岛数十万人都化为灰烬。

……有时候，无心插柳的结果，会使某种玩具膨胀成庞然怪物，一发不可收拾。当哈恩于1938年鬼使神差的发现核分裂时，做梦也想不到什么是核子武器，也没什么征兆可警告他正踏上致命的机关。七年后，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传到他的耳朵时，哈恩个人几乎被一股强烈的哀恸击倒，身边的朋友都担心他会想不开而自我了结。 p9-10

 

父亲最有名的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一组包含独唱、合唱及管弦乐合奏的乐章。这乐章在温彻斯坦首度公演时，我才七岁，当时是特别献给作词者——我的母亲。父母亲对乔叟笔下塑造的不朽人物，有着同样强烈的感情。

驾着劳斯莱思逛大街的医生，则令人想起乔叟笔下的内科医生：

他把因黑死病所赚的，全都存起来；

因为黄金在药学上可用作强心剂；

所以，他爱黄金胜过一切。 p18

 

《数学人》是一本大数学家的传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天才与愚蠢》那一章，描写到法国数学家伽罗瓦（Evariste Galois,1811-1832）的生与死，他是在20岁那年死于一场决斗……他的发现，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折磨数学家整个世纪的谜团：什么情况下，方程式才恒有解？ p21-

22

 

官僚体系的筛选过程中，一些尖锐的批评和较激进的建议，就一点一点被删除；按照往例，总司令只会被告知他爱听的东西。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官僚体系运作起来竟是如此，当时所受的冲击，及今思之，记忆犹新。 p38

 

欧拉格林独自奋斗了两年，试图强迫指挥部修改凯斯特（英国二战时的轰炸机）舱门，可是终究还是失败了。……改良舱门的雏形在千呼万唤下，终于送达我们的办公室，等到可以进入生产性，战争已结束了。

我军共歼灭了大约40万德国人，却其中有1/3是死于汉堡和德雷斯顿的两次火爆（火爆：就是空投燃烧弹在人口稠密地区，造成的火焰像台风过境，所经之处皆夷为平地）。德雷斯顿那场火爆，是威力最大的一次，但是在我们看来，其实只是弯刀碰到葫芦头——纯属侥幸……很可惜，德雷斯顿并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p41

 

轰炸机指挥部是一个专为放火烧城及屠杀人民而成立的机构，把工作弄得一塌糊涂。这机构或许是某个疯狂的社会学家所提出来的构想，借以尽其所能的凸显科技的邪恶本质到极致。 p42

 

至于总司令本人，套句英国正史记载，他自己竞选某公职时说的话：“……有一种倾向，谏言说成干涉，批评说成妨碍，证据说成文宣，是非被严重混淆！” p43

 

邪恶之根乃在于“战略轰炸”这种理论，幕后主导了轰炸机指挥部自1936年设立伊始后的演进轨迹。“战略轰炸”认为赢得战事或防止战争发生的不二法门，就是从敌国上空降下死亡与毁灭。

……但是，就对德战役而言，历史证明该理论都没有验中上述两个理由。战略轰炸既没有延后战争也没有赢得战争；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场战争，单靠战略轰炸机就得胜的。尽管有如此清晰的历史证据，“战略轰炸说”仍然在轰炸机指挥部大行其道，而且不止延续整个二次大战，直到现在仍方兴未艾——有更多国家采纳，而且炸弹愈造愈大。

……透过科学与技术，邪恶化身成官僚组织，每个人都不必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忽然想起阿伦特有过相似的说法，当追究责任的时候，找不到责任人。子皮补语）……我们都没有亲眼目睹人们被杀戮！我们也没有人特别去关心！ p44-45

 

直到大战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再也找不出任何借口了。我眼睁睁坐视欧拉格林在逃生舱门的事上孤军奋战，我从一个道德原则退守到另一个原则，到头来一无所获、一无是处。

“你是说妈咪正躲在这里，因为爹地的朋友从天上丢炸弹到院子里吗？”要向一位7岁的小孩解释清楚，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p46-47

 

我还在轰炸机指挥部服务的那段期间，伦敦有一家戏院正在上演德林沃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戏剧《林肯》……他利用林肯这个角色来反映1918年第一次、1944年次折磨伦敦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任何理由，无论公义达到何种程度，足以胜过它所带来的悲剧与野蛮，还能自称为义？

……可是我们也同样万事俱备去火烧德雷斯顿、轰炸广岛，导致后来全球陷入核子恐惧之中。我们玷污了正当的理由。 p48-50

 

但是情势愈来愈明朗，几个礼拜过去，我们的城市轰炸变成漫无目的的损耗人命。德雷斯顿之役四周后，我们攻击了教堂古城维尔茨堡，毁坏了一片位在主教官署内、欧洲最精致的一幅提艾波罗（Giovanni Tiepolo,1696-1770,意大利画家）天花板画。轰炸机员还格外兴奋歼灭了维尔茨，因为他们知道德军最要命的追踪火控雷达就叫“维尔茨堡雷达”。

没有人告诉过这些年轻人，维尔茨堡和雷达的关系，就像我们的教堂城温彻斯特和温彻斯特来复枪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p58-59

 

从这些经验单重，我们还能学到什么永恒的教训呢？（可惜的是，政治家永远不会在这些经验中学到教训。子皮闪念）

对我来说，至少必修的学分已经很清楚，如果不择手段且滥杀无辜的话，最初的美意将变成丑陋与恶毒。……也就是说，曲终人散之时，如何战争？为何战争？都可能反过头来见证你的理由、动机和好坏。而战争的技术成分愈高，愈容易因手段选择的拙劣，而完全抹杀原本的美善，变成灾难似的丑恶。 p61

 

他们在东京所制造的火爆，就已经是我们任何一次轰炸柏林的行动所望尘莫及的；他们一举歼灭13万人，一夜之间摧毁半个城市，而且仅仅损失14架飞机。他们的行动与规模持续了三个月，在6月15日宣布停止，因为已经没有城市可烧了，日军根本无力防守。 p62

 

有两大因素促使史汀生（美国防部长）几乎不得不决定使用原子弹，然后杜鲁门总统也只能尊重史汀生的决定。第一，空头原子弹的一切设备都已经布置完成……第二个左右史汀生的因素，是一项摆在眼前的事实——全面轰炸日本城市已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及各方的赞同。

史汀生对于核子武器和传统炸弹摧毁潜力的差距，其实了然于胸；难的是，他看不出旧型燃烧弹轰遍东京造成13万人死亡的邪恶本质，和一枚原子弹丢到广岛造成同样死亡人数之间，有何区别。p64

 

奥本海默对傻瓜没多大耐性，而且有时候认定谁是傻瓜的速度，稍嫌快了些。 p69

 

初次抵达康奈尔向这位大师（戴森的研究生导师贝特，物理学家，对奥本海默推崇备至）自我介绍时，有两件事立即令我眼睛一亮：第一，他的鞋子上沾了许多泥巴；第二，其他学生直呼其名，叫他汉斯（八十年代，还以为这是平等，羡慕不已。子皮笔记）。在英国，我从没见过这种怪事；在英国，教授是人人尊敬、不可造次的穿的鞋子也是干干净净的。 p69

 

1947年那时候，加入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罪名，是后来才严令禁止的。7年后，奥本被控以安全危险罪时的一项罪证，就是他曾协助罗曼尼兹（传说是个共产党，曾和奥本在加州做过原子弹的研究）逃避兵役。侦察庭的检察官罗布先生举发奥本对罗曼尼兹的关照别有用心时，奥本回答说：“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我站在讲台上喋喋不休而已。”这段自白正是贝特和奥本之所以为人师的共通特点……罗曼尼兹和我们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学生。 p74-75

 

许多罗沙镇的老战友（康奈尔大学一群研究物理学曾经参与核子包括氢弹研究的人，那时候，氢弹是高度机密的，虽然在罗沙镇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始了，却不能讨论）……他们争辩最力的一个论点在于，美国独拥核子武器的优势不可能太久，长远之计，必须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机构，来统筹管理所有的核子活动。……但是到了1948年，情势已明朗化……因为美苏的合作关系已如明日黄花，核武竞赛已然揭开序幕。

1948年2月，有一期《时代》登出奥本的专访，里面就出现了他有名的告白：“由于某种直觉，物理学家是明白罪恶、知道是非的，这不是乡野清谈、低级幽默或夸大其词所能轻易掩盖。这种罪恶的自省，是他们不能失去的。”在康奈尔的罗沙人听到奥本的说法，无不义愤填膺，痛加驳斥。他们从未有过罪恶的自知；他们自认为协助赢得战争，他们付出代价完成艰巨而必须得工作，他们觉得奥本在众人面前的说词有欠公允——好像任何人制造什么致命的武器、在战争中杀害人命，便罪不可赦。这样一笔抹杀他们的贡献，令他们忿忿不平。

……罗沙镇众物理学家们的罪恶，不在于他们造了一个可怕的武器。当他们的国家正在打一场对抗希特勒纳粹政权的仗，他们建造原子弹，在道德上还说得过去；但是他们不只是造原子弹，他们还乐在其中，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制造原子弹那些日子。这一点，我相信才是奥本说他们有罪恶时，心中真正的意思。奥本海默说的没错。

几个月以后，我才归纳出美国学生身上令我感到奇怪又迷人（感觉说成是“迷惑”更恰当吧。子皮疑惑）的特质——他们生命中没有悲剧的意识；而这意识却深深镌刻在每一个这一代欧洲人的心版上。美国青年生命中未曾经历过悲剧，因而无从感觉；因为没有悲剧意识，连带的也就没有罪恶感……这也就是当奥本说出实情时，他们反而无法接受的原因。 p76-78

 

越战在美国人生活中产生了如同一次大战在欧洲所产生的基本心情转变……天真无知的年代，已经向我们所有的人宣告终结。 p79

 

通常理论物理从牛顿时代开始，就是先写下几条方程式，然后用力的算出方程式的解——这就是贝特、奥本和斯温格他们做物理的方式。费曼则是直接从脑子里把解答写下来，一条方程式也不用，脑子仿佛有一幅物理图像，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只需做最少得运算。

费曼意象的本质，是松开一切的限制。正统物理的说法是，先假设电子在某个时间是处于某状态，然后你解某特定的微分方程并计算它下一步会怎么动，再从解答求出往后某个时刻的行为。费曼则舍此道，只简单的说电子爱怎么动就怎么动；电子在整个时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动，甚至只要它高兴，逆着时间跑都可以。……电子的行为，只是根据费曼研究出来的一套法则，将历史累加起来的结果（电子的历史指的是任何时空容许下的路径，包括在时间轴上锯齿状前进后退的路径）。同样的技巧，只要稍事修改，就不但可适用于电子，也可使用于任何其他东西——原子、棒球、大象等等。只是对棒球和大象，法则会比较复杂就是了。 p82-83

 

费曼对我的怀疑颇不以为然，他说爱因斯坦追逐统一理论之所以失败，全系因为他停止思考紧密的物理图像。舍本逐末去玩弄方程式所致。我必须承认他说的没错…… p86

 

费曼对任何一种说法（核武让美国长保军事及政治优势；核武会变成永久和平的一种保障。）都不抱期望，他认为战争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而且核子武器迟早有一天会被拿出来使用。他觉得任凭这些武器发展而不加管束，还妄想自己可坐收渔利，简直是痴人说梦。 p90

 

三大物理界

第一个是非常大、非常重的物体，如行星、恒星、银河系、大宇宙等的组合。在这个领域，万有引力是最主要的力，而爱因斯坦的一般相对论则是空前成功的理论。第二个领域都是非常小、生命周期极为短暂的粒子，只见于高能碰撞和原子核里头。在这个领域，以强核力为主导，但迄今尚未有任何完整的理论。片片断断的理论此起彼落，它们或多或少也满足了实验家观察到的结果，但是这个超小领域，基本上和1948年的情形差不多，自成一个世界，等待人们逐一探险。

在超大和超小之间，存在着物理界的中间地带，也就是第三领域的范围。中间地带范围非常非常之大，包括一切大小居于原子核和行星之间的东西，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得到的范围……我们所谓的量子电动力学，就是属于这中间地带的理论……

费曼野心勃勃的想理解所有的物理，我则宁可在中间地带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理论。费曼在找寻一些很有弹性的通则，可以适用于宇宙内一切东西；我则是要寻找一组干净的方程式。以便准确描述中间地带的现象。 p93-94

 

大楼本身有个尖塔，颇有宗教建筑的风格，“那是一栋教堂吗？”一个男孩问。“不，那是高研院，”另一位回答说：“高研院不是教堂，是吃饭的地方。”

……1964年，一位德国作家写了一出阿谀谄媚的电视剧，戏剧化的描述奥本海默的受审和定罪；奥本到处奔走，企图阻止该剧的制作，甚至不惜控告制作人扭曲了他的真面目，结果都徒劳无功。“他们想把那件事演成一出悲剧，”奥本说，“其实反而搞成一出笑闹剧。”

当艾略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传来时，他本人还在高研院……奥本非常喜爱艾略特的诗，对他的天分也有极高的评价，可是他也承认艾略特在高研院停留的这段时间，并不是很成功。“我邀请艾略特来这儿，是希望他能再写出另一部巨著；结果他只写了《鸡尾酒会》一书，他平生最拙劣的一本著作。” p106-107

 

到了1954年，同一句话意味的则是当时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史特劳斯，伙同他手下安全及情报爪牙、新闻界的拜把兄弟，在政府和军方的协助下，硬是让奥本海默很不光荣的垮台。

……不过有一项重要的特质，却从我所认识的奥本海默与戏剧中的画像中遗漏了；那个遗漏的元素乃是在罗沙镇，凡是与奥本共事过的人有目共睹——伟大心灵。 p120-121

 

奥本海默之所以决定造原子弹，是因为害怕如果不先掌握这项能力，可能会被希特勒捷足先登。特勒之所以决定造氢弹，是害怕斯大林会用它来宰制世界。奥本因为是犹太人，他很有理由害怕希特勒；特勒因为是匈牙利人，则很有理由害怕斯大林。然而，这两人在达成技术目标后，野心都变大了。他们两人都在魔鬼引导下，去寻求政治势力的扩张……p125

 

贝特失去了一位最老的挚友；特勒的损失更大，由于他将自己的声音借给奥本的敌人，作为攻击的武器，结果不但失去了珍贵的友谊，也失去许多同僚对他的尊敬。新闻记者和漫画家将他描绘成只为区区一点私人利益就卖友求荣得犹大。 p134

 

“世界若想存活一天，就一天需要秩序，也就一天需要政府存在。可是，执政的人有祸了，不管他们贯彻任务的手腕如何高明，他们已注定要灭亡。因为要把人治理好，你只能投其所好，或者威胁、或者利诱，政府必须玩弄人类的私欲与意志；而人类的私欲与意志，是从魔鬼那儿来的。”——《攀登F6峰》 p135

 

1955年8月，当我还在伯克利默默从事自旋波研究时，联合国在日内瓦主办了一场大型的国际研讨会，讨论原子能的和平用途。这是核能发展史上决定性的一刻。来自美、英、法、加拿大和俄国的科学家，以前都各自秘密从事核子反应炉的研制……于是一大堆机密文件都公开在会场上展示……国际合作的新世纪即将来临。知识与物质资源不再转化为武器的发展，而是更有益于人类的和平用途，像核能发电等。

日内瓦会议甫一结束，狄霍夫曼认为推动核能商用发展的时机已然成熟。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得以制造核反应炉到市面上公开贩售，不用受到官僚体系以保密理由层层节制。……通用原子于1956

年初开张，没有厂房、没有设备，也没有员工，狄霍夫曼租用了一间圣地亚哥公立学校系统宣布作废的红色小校舍…… p140-141

 

三个工作分组，题目分别是“安全反应炉”、“测试反应炉”及“船用反应炉”，这三组正是民用反应炉可能存在的、立即的三大市场。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奇怪，怎么发电反应炉不在工作之列？

安全反应炉是特勒的点子，从头到尾他都是计划的主导者。……安全反应炉组的首要目标如下：建造成功一台反应炉，其安全程度必须通过考核，亦即要让随便一群高中生也能动手操作，而毋须担心他们会受到伤害。 p144

 

……“工程式的安全”，意思是说，意外灾难理论上可能发生，但是却可经由适当设计的控制系统，加以防范。

然而，特勒认为工程式的安全还不够好，他要求我们设计的反应炉得具有“固有性的安全”，意思是说，它的安全性必须建筑在自然律的确保下，而不只是靠着工程上的一些细节设计。即便一个白痴有点小聪明，能跳过整个控制系统并用炸药把控制棒一起炸掉，也必须保证它的安全！

……所以，反应炉携带半数的氢在燃料棒内的作法，可以说具有先天的固有安全性。 p146-147

 

太空时代开始的日期，可以很准确的回溯到1927年的6月5日；那一天，有九位青年聚集在德国的布勒斯劳（现在是波兰的Wroclaw）镇上的一家饭店，成立了太空旅行协会，简称VFR……六年之后，被希特勒饬令关闭；在那六年当中，VFR独立完成了液态燃料火箭的初步发展，丝毫没有向德国政府申请补助。这是太空飞行史上，第一段浪漫的时代。

……1932年夏天，VFR的火箭已能稳定升空，上达一二公里的空中了。

一年后，希特勒上台，VFR所有的期刊、书籍、会议记录等，全被盖世太保收刮一空。……火箭发展工作现在由军方接管，军方把他们的研究测试部门设在遥远的波罗的海旁，一个称为便尼慕德的地方，并投入大笔经费及两万名员工。冯布朗被抓去那边当技术总监。

……当外行的官僚体系接管科学计划时，这正是其中常见的一种极端愚昧的范例，而这种极端的愚昧，其实也不是德军特有的现象。 p158-160

 

起初，我们里头没有什么专家，就如同VFR，每个人都要万事通；后来，我们变得有点官僚，并且分成物理和工程两组。 p165

 

1959年夏天，官方决定民间的太空计划不得使用核子推进器，我们的计划也转由空军接管。邰勒在军方赞助下继续他的工作，就如冯布朗1933年的历史又重演一般。

……最后，空军发现到我们老早就知道的结果，欧利安系统根本无法改为军事上的应用。获得这项结论后，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硬行大量生产，反而明智的将整个计划写下句点。 p166-167

 

1963年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或太空中进行核子试暴，欧利安的试飞也因此变成非法。

1958年，当人们沉浸在跃入太空的骄傲时，其实背后正拖着一条长长的核子火焰，闪闪发亮；因为当时美苏两国正在大气层从事核弹试暴，每年成长量以百万吨计。我们计算了一下，就算欧利安最雄心勃勃的飞行计划实施了，与核弹试暴造成的环境污染比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1%似乎没什么，但是仔细研读文献记载之后，我发现，欧利安每一次升空所释放出来的核子废料及落尘量对生物的影响，经统计大约会造成1/10到一个人死于因辐射所引起的癌症。一想到我做的事是在现有落尘量上增加百分之一，我的热情便不由得冷却下来。 p168-169

 

抛开科学上的顾虑不谈，有三大原因可以说明为何人类需要到太空去旅行。第一是废弃物处理问题，我们必须把工业制程搬到外太空，让地球长保翠绿、怡人，为子孙留下一个美好的生活净土。第二个理由是避免物质枯竭……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更开阔的视野。 p172

 

我生平唯一一次感受到绝对的宁静，就在杰卡司台地日正当中繁荣时分。很久以前读到庞亭的《苍茫大南方》，说到在南极大陆，没有风的日子极其安静的。杰卡司台地就和南极一样宁静，静得足以粉碎灵魂，即便屏气凝神，四周一样阒无声响——没有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没有远处车辆的尘嚣，也没有鸟叫、虫鸣或孩子的嬉闹声。……我们当真要侵犯这份宁静，开进大卡车和推土机，几年之后留下一堆放射性废弃物在这儿吗？ p188-189

 

“任何国家在没有确切把握敌方是否善意回应的情况下，就片面宣布放弃核武发展，很可能不久后会发现，自己已堕入如1939年波兰的窘境，沦落到以马匹抵抗坦克。”——1960年4月号《外交事务》（美）文章“核子武器的未来发展” p190

 

这个世界，一方面耶稣、甘地和金大力提倡和平（非暴力）福音，并且身体力行；另一方面，我们却在疯狂的氢弹毁灭与同归于尽的主义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可以选择，有哪一位甚至正常的人会不选择非暴力路线呢？ p208

 

1961年2月4日，美国科学家联会在纽约召开一场会议……最后，我们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敦促政府下定决心、公开宣示，美国政府绝不在任何情况下，动用任何形式的核子武器，并纳入永久政策之中；除非他国先动用核武。敦促美国及其盟邦的战略计划与军事部署，尽快归向“不率先使用核武”此一最高政策指导原则之下。

第二天，报纸上都是暴风雪的消息，没有人刊载任何有关“不先动手”的故事。……先发制人政策变得更加骇人而有立即的可能性。……一份备忘录，名为《战术核武器使用的较合理时机》……在他的合理时机表上第一条是“牵制中国人的侵略，小心避免俄国人意外卷入”。坐在听众席上的官员乙摇摇头，在一张便条纸上潦潦草草的写了些字，偷偷递给我：“他要说的其实是，对黄种人施以核武器，对白种人以礼相待。哼！”这实在令人不齿。

1966年，另外一次会议上，官员丙说：“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或许我们可以心血来潮就丢个核子弹，叫对方难以捉摸。”听到这句话，我简直呆掉了……  p216-218

 

邰勒对核子恐怖主义的先见之明，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痛苦中。一方面，他想警告有关当局和安居乐业的民众，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如果他让这个问题曝光，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无可避免的，也可能提醒了恐怖分子一条他们原先想都想不到的犯罪新途径。……不管怎么做，三缄其口或是勇敢披露，他都须背负沉重而可怕的责任。 p231

 

虽然邰勒尝试警示美国政府的努力，无法奏效；但是他还不打算冒险躁进……因此邰勒辞去美国政府的工作，带着妻子和五个孩子，举家搬到维也纳定居。他和IAEA并无正式联系，财力上也没有保障，只是单纯的、孤注一掷的驻留在维也纳，等待机会来临，直到盘缠用尽。

……IAEA和美国政府没什么两样，似乎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也不愿骤然采取任何政治上吃力不讨好的行动。（邰勒因为韦立曲的《核料窃案》一书的出版，一夜之间身价爆涨） p233

 

在追逐菲利普核弹（普及核弹危险性）及血腥恐怖新闻的背后，只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病态嗜好——对暴力的迷恋，隐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就人心而言，我们比起罗马时代的群众，涌进圆形竞技场观赏斗剑士彼此砍杀、砍得血肉模糊，也不见得文明多少。 p241

 

当我们学会生命复制的细节，自然我们也学到如何去写它。任何人只要学会撰写此语言，终有一天，他便能随自己兴之所至，设计出一种新生命——上帝创造万物的技术便落入人手。届时，我们看到的将不是19世纪的莫罗博士（威尔斯科幻小说《莫洛博士岛》的人物，另一部死亡之组的小说是《时间机器》），极其原始的手持手术刀；而是21世纪搞怪的年轻生物学家，坐在电脑前面撰写基因指令，创造新的动物或是半人半兽的新物种。那时，威尔斯的问题就无法逃避了，那已不是科幻小说，而是得由活生生的人和政府来回答。

威尔斯预先看清人类理智与生存的长远威胁，来自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算是颇有先见之明。氢弹能够轻易摧毁我们的文明，但很难将我们这个物种斩草除根。相较之下，氢弹还是个小问题，更大的浩劫将是，故意扭曲或截断人类的基因…… p246

 

霍登于1924年出了一本小册子《狄德勒斯，或科学与未来》（译注：狄德勒斯是希腊神话中，在克里特岛建造迷宫的雅典名匠）。

霍登不只是在威尔斯的恶梦上加进复杂的技术，他还提出科学家性格的新异象。……霍登则选择狄德勒斯为实验生物学家的原型——根据希腊神话传说，狄德勒斯曾成功的使女人与公牛交配，而生下人身牛头的怪物。

“从火（车？）到飞行，没有一项伟大发明不被视为对某种神祗的侮辱，但如果说物理、化学上的发明是亵渎神明，则每一项生物科技上的发明便是一种错乱与堕落。……人类的轶闻传说中，最可怕、最不人道的举动，在那个世界中，都不致遭到惩罚。苏格拉底甚至大言不惭的说他是始祖……” p247-248

 

现代分子生物学家努力学习读写基因语言，到头来，不论他们无心或有意，终将粉碎原本舒适的世界。这舒适的世界，物种之间是严格分际、各从其类的，人与非人之间有着深渊阻隔，秩序井然。 p250

 

国际生物学界有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功绩，就是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从未推动过生物武器的发展；甚至，他们还说服那些已经正式开始规划生物武器研制的国家，全面放弃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如果物理学家带头拒绝发展核武，然后又说服他们的政府销毁库存核武，如今的世界该有多好。

在废除生物武器的贡献上居功阙伟的，首推哈佛的生物学教授梅索森。他同我一样，于1963年夏天来到ACDA，寻找为世界略尽心力的机会。

梅索森在ACDA的那个夏天，最惊人的发现实《战地手册——十》。那是一本分发给各战斗单位的小册子，指导军士们生物作战的各样细节。……它所承载的信息再清楚不过，外国军事将领若看到这本小册子，即可推知美国必然已配备生物武器，随时准备打一场生物战……

梅索森读过《战地手册——十》以后，誓言和这件荒唐的举措周旋到底，不将它斩草除根绝不中辍。

1968年，梅索森获得了绝佳的机会。在哈佛任教多年，办公室就在梅氏实验室隔壁的基辛格也呼应梅索森的诉求，投入反生物武器的运动。……到了1969年11月，尼克松就任不到一年，便毅然宣布美国片面放弃一切生武发展，销毁现有生物武器库存，并将生物作战实验室改组，进行医学研究计划。

苏联的政治领袖显然被尼克松的行动折服，相信他们自己的生武同样无用而危险。勃列日涅夫签字同意于1972年夏废除生武计划。这离梅索森初抵ACDA、开始阅读《战地手册——十》，只不过九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见到一个人单靠理性的声音，便赢得如此完全的胜利。

梅索森则认为，在化学武器没有同样被废止之前，他的胜利便不算完全。 p251-255

 

另外一边，三位少数派更强烈感到我们将思想局限在立即的公共健康一事上，十大错特错；对他们而言，这是个良心问题，他们不能罔顾良心，对DNA重组研究可能产生的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视而不见，而将其摒弃在作决定的考虑之外。我对他们非常同情，瓦特曼女士同他们那份少数派建议书的最后一段话，深刻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基于DNA重组研究及后续应用，对我们现存有限又微妙的生物圈必然产生超乎寻常、巨大的未来冲击，任何决定此种研究向前推进——如果真是向前的话——都应先征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并建立在确实的科学数据及民主的程序上。”

最后，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认同少数派的哲学论点，我还是投了赞成票。如此做乃是基于合法性的考虑。从法律的观点，普市自治区有权也有责任限制普大进行任何有害市民健康的研究；但任何执政者都不能因为对方哲学立场与自己相左，就擅用职权下令禁止研究的进行。

……就像包特的戏剧《四季人》中，摩尔说的：“我知道什么事合法，而非什么事是对的；所以我坚持那合法的。”

1977年6月，我们提出两份正反意见的建议书给眉头紧锁的市议会。市议员原本指望我们告诉他们怎么做，而我们却意见分歧，结果他们得仔细检讨此议题，并且负起决策的责任与后果。……他们花了九个月时间才作成决定；在那九个月间，普林斯顿享受了一段与众不同的时光，成为世界上唯一禁止DNA重组研究的城市。最后在1978年春天，他们以五票对一票接受了我们多数派的建议书。

同剑桥一样，我们也通过一项法令，将具有生物危险性的研究纳入市府监督。 p262-264

 

1955年3月……爱氏写了一份吊唁信给贝索住在瑞士的妹妹和儿子，以下就是那封信的结尾：“如今他比我早一步离开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那也不代表什么。像我们这种信奉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只不过是人们内心顽固坚持的幻觉罢了。”

四个礼拜之后，爱因斯坦平静踏上生命的终点。他的相对论告诉我们：物理学中，将时空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纯属幻想。他也明白，这种分法在物理学是幻觉，在纷乱的人世间，又何尝不是？ p282-283

 

“未来的科学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从事的乃是可怕的死亡任务，并且还引以为傲的时候，便愈来愈像那位孤独的狄德勒斯。”

我所认识的科学家中，性格上最神似霍登笔下的狄德勒斯的，并不是生物学家，而是一位名叫冯诺曼的数学家。如果光凭外貌认人，冯诺曼福福泰泰、乐天知命的样子，和狄德勒斯联想在一起，似乎显得滑稽可笑。但是如果你更进一步接触这位恣意将人类推向电脑世纪的人，你就会明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霍登的描写，简直就像大先知的语言一般生动。

冯诺曼的自动机理论是电子计算机的观念性概念，由此衍生而出的革命性启示，他算是第一个看见。所谓自动机，指的是“任何可以用严格的数学语句来精密控制其行为”的机器……p284-285

 

这个构想，到21世纪真的合理可行吗？有一个未知量可以用来决定此一构想的可行性有多高，就是自我复制自动机繁殖一代所需的时间，亦即自动机数目增加一倍所需的平均时间。如果一代的时间是二十年，与人类一代的时间相当，则自动机不能对人类社会状况造成急遽的改变。如果自动机孕育一代的时间是一年……一个月，局面将有极剧烈的易动，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考虑全面放弃现有的工业与都市，在几年之内，重新建立起我们更喜欢的地球风貌。（那还是地球风貌吗？子皮疑惑）p294

 

一个国家只需预付少许款项，就可以买回一颗“机蛋”（自动机）——几年后便能孵出一个基本工业的完整系统……

生活在后工业化社会到底是什么光景呢？霍登在《狄德勒斯》里面就有描述：

“合成食物的风行，使花园与工厂取代了粪堆与屠场，

城市终能自给自足；

假使看见这般城镇，

农夫壮汉也要心碎。

树梢结实累累，四时花香；

河里红啤酒，滚滚流畅。

一位老者吹奏金木、银木制的风笛；

明眸如冰的美女，成群起舞。” p296-298

 

俄国天文学家卡达雪夫曾建议，宇宙中的文明应当分成三大类型。第一型文明控制一个行星的资源；第二型文明控制一个恒星的资源；第三型文明则控制一个星系的资源。目前我们连型一的阶段尚未达到，但是很可能在几百年内就可达到。 p309

 

我认为除地球以外，其他地方从未有过智慧物种，也是大有可能的。 p315

 

在蓝大诺医院待了两天（作者17岁时随剑桥大学登山社前往威尔斯登山，登山遇险后下山救治）……除了帮我缝合的医生外，没有人在我面前说过一句英语，所有的人，护士也好、病人也好、访客也好，都清一色操着威尔斯语，他们都假装听不懂英语。

被征服达600年，又接受征服者长达70年的语文强迫教育之后，蓝大诺的威尔斯人仍旧是威尔斯人。当一个对头落在他们手上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们一边包扎他的伤口，一边就给他上了永难忘怀的一课。

后来，我看到同样的事情与态度，也发生在苏黎世瑞士裔德国人对待高地德国人身上……少数族裔人数愈少，愈濒临灭种的危险，他们古老的语言就愈形珍贵；因为那是他们拥有的、唯一能使征服者由骄傲变谦卑、并维持自身族裔独特性的武器。

定居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应当最了解，语言对于人类事务扮演着推动力角色的道理。当我到以色列访问时，最深印脑海的，还不是那些博物馆、大学、城市、农庄，而是一群托儿所的孩子在海法的公园里面，用几乎七百年前就消失的希伯来语彼此对话。希伯来语的复兴正是锡安运动（1948年以色列复国运动）先驱者的最大贡献；由于语言复兴的成功，才使得其他成就变为可能。 p318-320

 

拉丁语系克雷得的成长与分化，速度相当惊人，顶多不过二十代，就使一个统一的罗马欧洲，变成了充塞多种规模完善的地方语言的欧洲。

在生物学上，克隆和克雷得的意义是相反的。克雷得指的是一个族群，享有共同的起源，但遗传差异又很大，以致不能互相混种或杂交繁殖；克隆则是单一族群，其中所有的个体在遗传上都是相同的。克雷得是进化上大步跨越的成因；克隆则是进化的死胡同，适应缓慢，进化也缓慢。克雷得只见于有性生殖的生机体，克隆的本质则是典型的无性生殖。 p324

 

霍普金斯是英格兰人，但在威尔斯找到作诗的灵感：

凡事都在对抗原始的、备分的、奇异的，

无常之物，都生锈斑——谁知道怎会如此？

快的，慢了；甜的，酸了；亮的，暗了；

做了父亲、衰老了容颜，

赞美他吧！  p327

 

1899年，当南非战争爆发时，母亲才19岁；而她在世时，亲眼目睹美国在越战中一败涂地。她常告诉我，由于对南非战役期间的英国境况记忆犹新，使她深刻体会越战对美国造成的影响。南非战争对英国而言，不只是一次军事及政治上的大灾难，而且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崩溃。

对我母亲及同一代于自由帝国主义传统下长大的人而言，造成心灵深刻创伤的原因，并不在于看到大英帝国被两个波尔族的蕞尔小邦搞得黔驴技穷；而在于看到大英帝国采用焦土政策、又不人道的将他们的妇女及儿童送进集中营，借此迫使波尔人投降。（译注：Boers，波尔人，系荷兰裔的南非人；发生于1899年至1902年间的南非战争，即英国人对波尔人之战，又称为波尔战争。）

我母亲有几个朋友，甚至私下站在波尔人那边。当时要公开支持波尔人，比起1965年在美国公开支持胡志明，需要更大的勇气。那场战役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人们对效忠国家的美德也画下了一个巨大问号。 p328-329

 

对分子生物学家而言，细胞就是个化学机器，蛋白质及核酸分子就像钟表机械内的小零件，平常处于固定的状态；随着环境的改变，亦可由一种状态跳到另一种状态，以此控制机器的行为。 p363

 

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最早是在1935年由爱因斯坦、波多斯基和罗森提出。这是一种思想实验，用来说明量子理论的难处，并描述一个站不住脚的观念——电子始终存在于某客观状态，不应实验者的介入而改变……结果清楚显示，只有当观察的详细步骤事先准确规定好，所得之电子状态才有意义。

所有物理学家都同意实验所得的事实，亦即：寻找一种与观察者所处模态完全无关的描述，是毫无指望的。当我们在处理像原子和电子这样微小的东西时，是不可能从本质的描述中剔除观察者或者实验者的。在此定义域下，莫纳德的教条“科学方法的基石是假设自然乃是客观的”，就变成不真了。

……次原子物理学的定律，如果没有参考到观察者，甚至连写都写不出来……在描述每个分子时，定律本身已经给意志预留了一个空间。 p364-365

 

莫纳德颇有先见之明的保留一个称号给和我持同一想法的人，以表达他极深的轻蔑。他称我们为“泛灵主义者”——即相信万物皆有灵的人。“泛灵论”，莫纳德说道，“乃是在人心与自然之间建立某种约定，一种广泛的联盟，走出联盟之外似乎只有令人心惊的孤寂；我们有必要为客观假定的要求，就打破这种联盟吗？”莫纳德继续说：“有！古老的约定已然粉碎，人们终于明白，在宇宙无情的广袤无际之中，人类乃是孤单的存在。人类的出现。纯属机缘凑巧。”

我说：“没有，我相信那个约定，我们诚然是机缘凑巧来到这宇宙，但是机缘一字只是为了掩饰我们的无知，我并不觉得我是身在这宇宙的外乡人……”

从核子物理定律中的数值偶发事件，可以找到一些足以撼动山岳的例子，显示这些偶发事件似乎早有预谋——它要使得宇宙适于居住。 p366

 

2004年10月30日读毕于海上

2024年5月27日再读于海上无乐斋

2024年荷月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