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记忆——追忆吾弟逝去的年华(发布于2007年11月27日,阅读次)

生命的记忆

——追忆吾弟逝去的年华

我们很少会注意生命的存在，也很少想到生活意味着什么，恰如维特根斯坦说“我像一个骑在马上的拙劣骑手一样，骑在生活上。我之所以现在还未被抛下，仅仅归功于马的良好本性。”（《游戏规则》，〈奥地利〉维特根斯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P6）换句话说，我们往往不是自主地生活着，只是本能地坐在马背上，命运便握在马的本性上。问题是马的本性并不是永远那么的善良温驯，假如有一天马忽然暴怒，从马背上摔下受点伤还是幸运的，被马活活睬死也是常有的事，这让我忆想起十年前的今天，我弟弟生命中最后一刻的瞬间，那真是爱莫能助！

我的记忆是这样开始的：刚刚吃了点东西还没躺下，我接到在医院接替我陪护的小弟电话，说小哥看来已维持不了多久了。顾不上陪夜的辛劳，马上打的从山阴路赶到铁路医院。吾弟妻子已从单位赶到医院，带着刚上学的儿子守护在弟弟的床沿，同时我看到我的父母、吾弟的丈人丈母都已在病房，还有我的妹妹。老实说，回忆那个瞬间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我忽然发现弟弟焦头烂额，两手拼命抓头，任何语言都无法传递的时候，我猛的跳将起来，直往医生办公室闯。还没冲出病房，脚下一滑一种失去重力的感觉顿时让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几乎容不得半点思索一骨碌地从地上又爬起直冲医生办公室。医生直言相告：病情恶化，脑袋出血便是终极。也就是说，弟弟已经不可能说话了。那真是残酷的现实，弟媳妇拼命喊叫也无济于事，弟弟那苍白的手便在我的手中慢慢失去生命的活力，没留下一句话。

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出租车上，女儿回忆了叔叔最后一次在山阴路奶奶家的情景：他买了一袋旺旺雪饼给我，每次来山阴路奶奶家，叔叔总会带点东西给我，那次他让我扯开袋子吃雪饼，同时把腿上的异常现象给奶奶看。我看到叔叔的腿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随便怎么折腾也难有这样的结果。奶奶说快点去医院查一下，这一查，便再也没离开过医院。女儿的记忆就此为止。

然而十年以后的现在，女儿对生命的理解远远超越了我的想象。清明时节陪着家人去我弟弟墓地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女儿对早逝的生命流下了泪水。但同时，我想着另一个问题：对生命的感悟越透，也许玷污生命的可能就越大。其实我很担心这样的问题。

弟弟住院的第二天，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赶到医院找到医生，我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再生障碍性贫血。我的第一本能是询问医生：能否治好？医生回答：无法根治，假如是急性的，生命只有三、四个月，现正在化验检查，一周以后才可知道是否急性的。按医生的说法，十五岁以前得这种病，那是遗传，六十岁以后得这种病是免疫力下降所致，我弟弟正当壮年，又无放射性工作环境的污染，本不该有。我开始了解什么叫“再障”，有人问我有没有看过日本电视剧《血疑》？然后所有的信息汇总了一个难以相信的事实：别指望能根治。一周以后检查报告更加残酷：我弟弟的“再障”是急性的，生命只剩三、四个月！

人们对生命的渴望总超越人类实际的能力，这是大多数人会产生痛苦的原因。我弟弟渴望生命的欲望非常强烈，等到他发现医药费用直线上升以后，他开始有了不详之感，尽管家里人都不愿意让他明白究竟是什么病。医生给出三种治疗方案，其中积极的治疗方法是骨髓移植，假如家属可以配对，费用至少二十万。按医生的说法，如果有五个兄弟姐妹，必有一个可以配上。我家共有兄弟妹妹四人，成功配对率当在75％，所以家人充满信心。同时我开始和弟弟单位联系，希望单位能够解决庞大的医疗费用，最终达成协议：全力抢救我弟弟的生命，医疗费用暂时以个人借款的名义支出。所以第四周以后，我是拿着厂开出的支票去药房拿药，按规矩，是钱到帐后再给我药，由于我弟弟的单位是上海著名的老牌大厂，药房非常爽快地直接一手交票一手交药。

其实，当时我弟弟那庞大的国有企业，已经连工资都难以正常发放了，在此，不得不感谢当时的厂研究所所长马卫东（但愿没有记错他的名字），我弟弟是厂研究所的工程师，并且是业务骨干，获得过上海市科技成果奖。所长向厂长提出要解决我弟弟的医疗费用问题，厂长面有难色，因为厂长知道，企业也许将倒闭，现在是靠银行的贷款发工资。所长说：“一直强调重视知识分子，现在知识分子生命危难，不是正好体现你们的重视吗？”这是很能体现正气的话，厂长也就当场拍板，同意借用，每月从我弟弟的工资里扣一百元作为还款。马卫东得到厂长的首肯后，即刻赶到医院，对我说，费用不用操心，全力救治放第一位。当时去共和新路汶水路我弟弟厂里时，看到偌大一个企业竟然搞得如此冷冷清清，滋味怪怪的——领导就不想想他的责任有多大？

记得那天上午，正准备接我弟弟去上海血液中心化验配对的时候，弟弟的病情突然出现了异常：腹部剧烈疼痛不已。医生阻止外出化验，立即将我弟弟推进了放射科拍片，结果显示：阑尾穿孔，而且腹腔有明显的液体。这时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立即手术。可能的危险是，假如腹腔的液体是血，表明已经无救，只好缝合伤口等待死亡；假如不是血而是感染后的化脓，但伤口能否正常愈合，医生没法保证，因为我弟弟的血小板低得难以想象。第二，假如不动手术，肯定疼死。弟弟的妻子茫茫然不知所以，其实事实极为简单：要想延长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虽然有临死还被动一刀的残忍，但别无选择。

手术很成功，但我弟弟的生命体征越加衰弱，为维持生命，输血的频率加快了。假如你在这个时候去想生命是什么，肯定是非常残酷的事。好在每天奔东走西的，除了上课，不是到血液中心拿血液，就是去药房买药，挤不出半点时间来思索这么沉重的问题。直到我弟弟去世，竟然一直没有转机可以让我弟弟离开医院去做配对化验。

我弟弟从小是我父亲的骄傲，因为他最为英俊漂亮，假如用标致来形容一个男人的五官，我相信再也没有人会超过我弟弟。所以他一直是父亲的宠儿，即使等到最小的妹妹降临，也没改变。生性敦厚老实，认真刻苦，不想高考走神，只考上了技校。当时想那是个大厂，很不错，然而毕业留厂做了冷作工。这是一个非常辛苦操劳的工作，我母亲每次看到他下班以后红红的眼睛就心疼不已。为改善自己的工作，弟弟努力复习考上了职工大学，而且是带薪的全日制职工大学。在学期间，成绩优秀，表现出众，被校推荐为专升本免考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为不易和荣耀的事，不想厂人事处拒绝了弟弟专升本的请求，告知厂培养的人才自有计划。我第一次作为弟弟的家人同时带有校方意见的身份出现在厂人事处（当时我弟弟在读的职工大学正好在我任教的中专校园里，同属一个上级管理系统），请求厂方准允我弟弟难得的专升本机会，我说，虽然厂方有自身的考虑，甚至不需要那么多高学历的人才，但作为个人的发展，尤其是一个渴求进步希望今后有更好能力为厂工作的人来说，失去这种机会也许会毁掉一个人的前途。老实说，当时我根本没什么把握，但事实上，人事处长便盖上了公章，我得到了弟弟可以继续读书的许可证。

以后我弟弟拿到了学位，从工人的岗位转到了干部编制。按马卫东的说法，我弟弟的运气没他好，其实他也可以成为研究所所长，只是位置没留给他。我相信这也许只是谦辞，但我更相信我弟弟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他是我们家人唯一的党员，这是在我弟弟走了以后我才知道的。

弟弟非常孝顺，兄弟妹妹都成家以后，山阴路只剩下我父母，但我弟弟每周总要去山阴路两三回，帮着母亲解决一些琐碎杂事。弟弟的动手能力很强，工人出生，练就了一身好手艺。我相信冷作工的敲敲打打焊焊缝缝，我弟弟肯定是一流的。最不能忍受的是，弟弟正能更上一个台阶，享受生活的时候，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就是我的弟弟，最勤劳最节俭最努力的弟弟，他拥有国人最淳朴的美德！

最后，把我弟弟墓碑上我撰写的挽词抄录如下，作为我永久的思念：半世勤俭人可风，昔日劳勋众赞誉。

由之

2007年10月5日记之

2007年11月27日整理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