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流氓”的荒诞人生(发布于2011年05月17日,阅读次)

中国最后一位“流氓”的荒诞人生

——倒霉蛋牛玉强生不逢时

年方二十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厉的“严打”，紧接着又被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收进大网，于是乎，一个老实得近乎窝囊的可怜男人，却被称为最后一个“流氓”。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为了争抢“一顶帽子”。

1997年，新刑法正式实施，流氓罪被永久删除。但这个由时代造成的悲剧，却并未画上休止符。最新登场的主角叫牛玉强，他的青春曾与流氓罪打了个照面，从此青黄不接，命运多舛。按照刑期计算，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张培鸿律师认为，重新收监牛玉强并顺延刑期既不文明也不人道。而且对各方无益。“一个公民不应该生活在不确定性中。而法律就是给人以确定性的。监狱方面如此处置，对牛玉强个人，对他的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

牛玉强的黑色荒诞人生，离不开一项特别的制度“严打”。这项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至今已有50余年的悠久历史传统。

与西方国家“重重（对严重刑事犯罪从重打击）”的“严打”政策不同，当代中国“严打”政策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这种运动式执法虽然有时也能解决一些眼前问题，但几乎必然造成冤假错案，与法治社会的司法理性要求存在较大鸿沟。

“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的出现，让人们再次开始思考“严打”刑事政策的何去何从。

一直从事 “严打”研究的法律学者秦德良在《“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历史考察》一文中披露，严打第一战役从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万人，检察机关起诉97.5万人，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判死刑的2.4万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万人，劳教人员16.9万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第二战役和第三战役分别从1984年8月持续到1986年国庆节，三大战役历时3年5个月，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为达到整治社会治安的预设目标，下级机关或下级行政区域会按上边的要求订立军令状（责任状），确定破案、抓人指标，或自上而下地下达破案、抓人指标，甚至死刑比例。这些做法在上世纪50年代的运动和1983年“严打”中很普遍。毫无疑问，牛玉强们正是这类军令状中设定的打击目标。

在那个“流氓”多如蚊蝇的特殊年代，说几句下作话、哼几声“黄色歌曲”的是流氓；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是流氓；男女之间有过分亲昵动作的也是流氓；调戏妇女的肯定是流氓，打架斗殴的也必定是流氓。牛玉强抢路人帽子，伙同他人打架，被定罪为“流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时至今日，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段癫狂的历史，因“流氓罪”被错判、重判的冤案不在少数，根本够不上犯罪的牛玉强们只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的历史牺牲品而已。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严打”。1983年首开先例之后，中央高层又于1996年和2001年组织了两次全国性“严打”。令人尴尬的是，1983年的严打成果——刑事发案率下降只维系了两年时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到1996年。为此，中央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这次的情形更加让人沮丧——刑事发案率仅仅在1997年有所下降，1998年之后又开始大幅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被迫展开第三次“严打”。

法律学者秦德良认为1983、1996、2001年三次全国集中统一的大规模的政治化、军事化的“严打”斗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犯罪高峰一浪又一浪是这个政策尴尬处境的最好注释。

根据《2001-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即使在2001年“严打”期间，2001年的社会治安秩序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这充分说明“从重从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把罪犯当成敌人的、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具有一定阶级斗争形式的“严打”既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一网打尽”，也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它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平时不严格执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问题严重了就严打，不是搞运动胜似搞运动，社会自然难以治理好。最初的那两次严打运动特征尤其明显，2001年那次除个别地方外，运动特征不很明显，这是进步。一般来说，运动式严打就像一个人不按时吃饭，经常一两餐甚至一两天不吃饭，饿极了就暴食一次，长此以往，这人的身体自然好不了。”

原文来源：

http://news.qq.com/a/20101216/0016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