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发布于2013年11月07日,阅读次)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裴毅然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真正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  P16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一致，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独立；中国文化追求伦常日用，西方文化追求理论构架；中国文化重在直觉参悟，西方文化重在逻辑论证等等。 P39

 

由于私有财产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中国始终没有产生一种足以突破氏族贵族制的现实力量，氏族首领将他们对部落的贡献转化为占有整个部落的理由，夏王朝就是这样得以建立起来。氏族公有制变成了名义上国家所有实际上却为君主私有的家天下。 P40

 

史诗确实令人惊讶……那个因为自恋而蔑视一切的美少年那碦索斯，爱神罚他爱恋上水中自己的倒影，憔悴致死。 P41

 

“认识你自己”这一镌于雅典德尔菲神庙门廊下的高度警示性箴言，确实相当浓缩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起点与力量。 P43

 

古希腊人较早出现反思能力，并不将历史与祖先视为当然膜拜对象。这使古希腊人历史负载较轻，更容易面向未来以求创新。“神是人的创造”，这一思想首先由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塞诺法涅斯（前570-前479）提出。他留下一些非常精彩的诗句片段：“看来是人类产生了神，让神穿上自己的衣服，说自己的话，有自己的形体”，“荷马与赫西奥斯给天神加上了人间的缺点和可指责处：偷窃，淫乱，相互欺骗。” P44

 

我们直到清末，哲学思想还未走出“天人合一”的地界呢。而且儒家将人生理想的标准制定得相当低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如此初级阶段的理想，如此悠然静态不思进取的心态，怎么能指望推动人性不断向高层次发展？ P45-46

 

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个人权利的最后确认找到了真正无可辩驳的根据：个人私利之满足有助于公众利益；并且只要不妨害自由平等的竞争，个人获利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亚当斯密肯定这种自利者要比意图改善社会者的贡献更确切更重大，因为自利者最终必然增加社会总净值，而改善着只不过对社会已有财产进行调整。……霍尔巴赫认识到：“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末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灭了。”边沁能够更为明确第说：“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的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这对传统的“国家至上”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并接受得了的。 P48-49

 

拉辛认为不健全有缺点的人并不是没有人性，或者说不健全有缺点正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P51

 

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认为“自然人性”先于社会环境，“只是那些可恶的规约才使人堕落了，所以要谴责的绝对不是人类的本性。” P52

 

群臣百姓都是皇帝的使用工具，其生命本身无意义，亦无任何主体自由性可言。故而，深处山林心存魏阙、始标孤高终落鄙俗、穷庄达儒、外庄内儒，便成为中国历代士子言行心态的基本特色。P60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古典诗文的意境……运行狭促瘦窄……思维的狭窄性还表现在行为的绝对性上。巢父树居，许由洗耳，一直到后来的“二十四孝”……还有多少个性自由？留给人性的空间还剩下多少？  P61

 

明恩博敏锐地发现：“对于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谛的置若罔闻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可悲的一点，多神论和无神论的调和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这种概念：肉体可以没有灵魂，灵魂可以没有精神，精神可以没有生命，宇宙可以没有源头，世上可以没有上帝。” P 67

 

古代诗歌的发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引导思维散淡化空疏化之嫌，即不利于古代士子思想的精确化与严密化。中国古代社会数学训练方面的欠缺，相当有说服力地表明古代士子逻辑能力低弱的必然。难怪人家说：“中国人就没有追求精确的天性，没有选择特定的已得到确认的判断而否定其他的能力，他们是不分析的。” P68

 

陈季同1884年出版的《中国人自画像》……“我曾说过中国的各种习惯制度只有一个目标：维护社会安定，确保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原则贯彻执行——避免给人们创造机会。”即以压制欲望，避免欲望勃动为管理原则。 P69

 

鸳蝴派小说割去了传统的“大团圆”尾巴，突破了“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窠（kē）臼（jiù）……P114

 

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曾指出中西人性之差异，认为中国人脱离实际，其人性与格物致知相差甚远。 P119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转引了易卜生给友人的一封信：“我所最期望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武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P132

 

鲁迅在《热风》中……“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拨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 P133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绝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语）  P135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由于专制制度依靠权威统治，所谓“礼”，其核心就在于确认等级的天然性。 P146

 

对《狂人日记》第一个作出反应的……吴虞，他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抉发了小说的主题：“我们中国人，最妙的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我们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汪仲贤在他的话剧《好儿子》前言中也说“利己心太重，人人没有公共观念，尤其是我们民族的弱点。”  P159

 

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止有送进博物馆的价值。”这一观点居然亦为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吴稚晖等人所赞同，认为今后的发展趋势必然为音标文字取代方块汉字。吴稚晖曰：“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陈独秀也说：“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P169

 

不能容纳不同看法的思想倾向，走道后来，势必“强迫革命”，步入极端。二、三十年代，那会儿受客观条件之限，激进之论还只能停留在笔墨上，50年代以后，强行统一便是“水到渠成”了…… P171

 

30年代的学界也相当开明。钱穆认为：“30年代的中国学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 P212

 

《大众》创刊号《发刊献词》曰：“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狼烟遍地，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也觉不忍再谈。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P238

 

（小说《本报内部消息》的中间人物马文元）一个原本活生生的知识分子，才33岁便失去了应有的个性。虽然常常事后懊悔，老想着该跟陈立栋吵吵了，但一见到上司，还是立马声音变了调，意味深长的是：就这么一个平庸的人，“两年里，七百多张报纸上没有他写的一个字”，还硬能得到提级，从14级攀上享受高干待遇的13级。 P267

 

 

由之

2013年10月26日读毕

2012年11月6日摘录于江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