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共精神，却崇尚集体主义(发布于2015年05月20日,阅读次)
中国式道德悖论：没有公共精神，却崇尚集体主义
——杨利川
为什么号称最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没有合作精神。为什么号称礼仪之邦的国民，却最缺乏公共素质。我们经常讲，我们出国以后为什么大声喧哗，为什么毁坏人家的公物，为什么爬人家的古迹，为什么满地扔垃圾，我们在国内任何一个节日完了以后，满地都是，任何一个漂亮的赏花的地方，等人走了以后，满草地都是垃圾，甚至天安门广场上也扔得遍地都是垃圾，沾得到处都是口香糖。
为什么一个最服从威权管制的民众却最不守规矩?说中国人不守规矩。可是，实际上中国人管制最严啊，最听话啊，怎么到这儿就不守规矩了呢?为什么自以为最爱国、最有民族性的国民，却最不爱惜自己的家园和公共资源?我有一次到云南一个什么湖去旅游，这是真事，那一天是9·18。9·18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吧。我就在湖边上，离我大概几米远有两个这么大的垃圾箱，围着那个垃圾箱满地都是垃圾，还有人在地上扔呢，我当时就这么喊，我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有本事把垃圾扔日本去。”我就这么喊的，确实让人愤怒。
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在毁，但是说起民族、说起爱国，谁的嗓门都大，能游行，砸人家丰田的汽车，砸人家日本的拉面店。为什么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却没有自我尊严?面子和尊严有区别吗?有关系吗?大马路上插队、不排队，汽车挤来挤去的。从来没有人说这太丢人了，这不好意思。没有。谁抢了是谁的。
为什么最重视道德教化的国民，却最讲究实惠、迷恋物质，缺乏精神生活?中国人不是道德礼仪之邦吗?但是中国的物质主义最强，没有信仰。其实很多人艺术品位也很低，有人说得就比较激烈，比如高晓松，中国人哪懂音乐?没有艺术。他就是搞艺术的，但是他批得非常狠，他是有道理的。
总之，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这就是中国道德的悖论。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是分开的，是两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西方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很简单，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和哲学，它反映了什么?个性、主体精神和理性的发育，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和民主的雏形。古罗马的司法精神，十二铜表法，对个人财产的确立以及法律的独立，法官系统的建立，当然更详细的还有很多，包括程序正义、实质正义这个概念在古罗马的时候都有。
封建制度与基督教，刚才我讲了，信仰、政教分离和社会的相互制衡。
到了近代，就是社会转型的不同路径，当然现在一般把它分成三条。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说法。以前我们知道，所谓启蒙时期，主要是讲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等等，但是现在对法国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解读，比如托克维尔等等很多。但同时我们就找到了在北欧尤其是在英伦三岛的英国的道德哲学，普通法的传统，议会的传统，和市场机制(由亚当·斯密提出)，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更加顺应人性的、更加平和的一条转型道路，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被称为美德社会学或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提出来天然的自由体系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而亚当·斯密是一个伦理学家、道德学家，他不是经济学家。
当然，最后还有美国的，美国的自由法制和对制度的主动选择。为什么?因为它是借鉴了欧洲的人类文明成果，到了美洲大陆上，人为地设计出来，通过制宪会议等等设计出来。当然，这里面我又会回到地理环境，但是这说起来会有很多，因为美国就已经不是地理环境所影响的国家了。因为美洲大陆是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是英国人带过去的，建了美国。这要说起来，很多人就讲，你讲欧洲的地理环境特点，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为什么澳大利亚是这样，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是那样的，为什么新西兰是这样的，为什么美洲大陆是这样的。其实这些现代产生的这个社会，都不是当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都是移植过去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的道路是一个从“天人合一”到“天下为公”的道路。从哲学上说，在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哲学是一个主客不分的本体论的哲学，其实很早冯友兰就说过，中国的哲学从来就没有走进认识论。为什么?我们说，人类的哲学史首先从本体论，本体论当然也有偏向于主观的本体论和客观的本体论，然后才走向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最后走向实践的自由的哲学。而中国的哲学就没有走出本体论的范畴。为什么?因为它主客不分，也就是说，它的主体在哲学中就没有独立出来，当然它反映了一种最早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的个体得不到发育，人的主体得不到独立，它不能跟客体变成一种对立的，不能够反过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因此，它形成了一个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整体主义，必然伴随的是一种道德主义，就是道德治国。我们知道，什么叫道德?一般认为，利他的、整体的，是道德。自私的、自利的，甚至损人利己的，是不道德。这是对的。但是怎么样实现利他?怎么样能够保护利己?这些在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形成一种道德治国，必然形成一种轮回的历史观。因为你不能够真正认识自然，不能够从自然中跳出来，那么它也必然形成一种原始的唯物主义，它跟西方的形而上的、崇尚唯心主义的、崇尚精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同时，它有一种无神的宗教，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教。我们的佛教是从印度教过来的。但是印度教和西域的佛教最早是小乘佛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通过一再的改造，最后变成禅宗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大乘佛教，有些人很骄傲地说：你看我们大乘佛教，普渡众生。我不做褒贬。但是普渡众生，它和小乘佛教的特点恰恰是，个性的谱系是不一样的。小乘佛教更注重个性的张扬和独立，而大乘佛教淹没了个性。
那么，在政治结构上，在社会结构上，就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我书里专门有一章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讲若干从思想到文化到政治体制，怎么样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当然主要是在秦汉以后。
中国的历史就形成了一个个性不发育的历史，从思维方式上，最早是从天人合一开始的。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天人合一多生态啊，多环保啊，和宇宙共生共灭、一体。但是它的本质不是这个意思。天人合一的本质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主客不分的思维方式。当然，在政治上，它甚至反映了一种内圣外王、皇权政治的这样一种逻辑，比如说天子、皇帝的绝对权利，它都是从天人合一中来的，它在政治上也是用天人合一来做的解释。
在这个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就是奴性和伪善。当年严复说了八个字，他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到现在我都认为是对的。当然，我们的民族还在开放，还在进步。但是，其中我说的是“劣根”，咱们不做太大的“政治正确”的说法。确实是，非常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的毕老爷的事件，你说他是讲了真话好，还是讲了假话好，是告密好，还是不告密好?现在也传得一塌糊涂。其实，任何一件事大家都在这里讨论，都反映了这种风气。
当然，这里面逻辑上是可以推导出来的。比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中国人讲人性善，西方人大部分讲人性恶。当然，中国也有讲人性恶的，比如杨朱。但总体上最后以人性善为主流。人性善就是刚才我说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伴随着道德至上。但是实际上，人性善的结果是抹杀了人的天性，人的利己主义的自然本性，人的欲望，所以才“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它是抹杀人性的一种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发展就会使人变成一种伪善。我在这个书里面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证。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我引用了黎鸣先生的论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黎鸣的《中国人性报告》。当时他就这么几句话对我非常有启发，“中国的人性善导出了一个恶的社会制度，西方的人性恶、承认人的天性，导出了一个法制的、善的结果。”
西方是主客分离，我们是主客不分。西方的逻辑思维，它的理性主义，它的信仰，它的科学精神，其实都是来自这儿。没有主客分离，就不能够反观现实，就不能够改造自然，就不能够认识自然界，就不能产生理性、逻辑和科学。所以我说它标志着人的本质性的东西：精神萌动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他的精神，他的理念，他的自由意识。自由意识苏醒了，主体性就出现了。
主客二分使得本体论有了内在的丰富性，使得事物有了内在的对立，矛盾的转化，从而有了发展的动力。我们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也是从古希腊，一直到康德，这么过来的。只有对立，才能产生新事物，这是它对立统一的最核心的精髓。所以主客二分才使人产生动力，所以西方历史是一个进步的历史。
而中国由于主客不分，思维停留在一个原始自然的状态，要我说就是老鹰没有飞出这个大森林，正像一个幼年没有把自我和自然界分开那样。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孩一开始是不会说“我”，我那个孩子小名叫莎莎，“莎莎要吃”，“莎莎要吃”，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会说“我要吃”了，但是她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她把自然界和自己分开的时候，她就会说“我”了。
中国的哲学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本体论的范畴。这个，很多哲学家都讲过，只不过我把它串起来做一个新的解读。所以我说，我们的祖先似乎特别留恋人类的孩提时代，尽管它曾经是那么的早慧。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制度丰富多彩，确实是，但是就像老子说的，“我们要回到婴儿时代”。
所以我说，主客分离的重大意义在于向认识论进发，人类的思维才能往前走。
主体、努斯，理念、自由意识、道德律，大家知道这都是谁说的，绝对命令，这些在西方思维的发展史上，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强调精神的、强调主动性的、强调自由性的、强调主体意识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唯心主义的发展，那么一个大写的“人”就不能确立，历史就不可能进步，世界就不可能被认识和把握。我在书里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前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教学说，人类历史是一个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因为我多年没有上课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讲，然后人类是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错误走向正确的，完全是瞎扯。甚至马克思也不是这么说的吧，马克思到了19世纪，他批判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费尔巴哈，在研究批判黑格尔的时候，他对黑格尔更是情有独钟，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人的能动性，甚至对唯心主义的这种精彩、这种伟大都加以赞叹，连马克思都是这么讲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精神。
最终我想讲，人的个性，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人的天性，最后怎么走向成熟呢?在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我讲个人主义，讲个人权利，为了什么?是为了讲个人和社会、个体和整体，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和法制民主是顺应人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性成熟的重要条件。其中，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是最核心的东西。
人性成熟的标志就在于，个人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中实现了与公共利益的一致。并不在于说个人可以无限制地张扬，无限制地发展，那么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你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当它进入到一个体系中的时候，它就和公共利益一致了。这个体系是什么?亚当·斯密说，叫天然的自由体系，就是市场机制。当时他可能用了“贸易”、“商业”、“交换”，但是是一个商业体系。很多人论证了，甚至说得更绝对一点，说个人的恶，通过这个体系，达到了公共的善。他们找到了，其实也不是他们设计的，是人自然发展的。因为这个贸易、交易从古代就有，但是到近代，到工商业时代的时候才真正成熟。他们找到了公共利益的一致。
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就是，你如果承认人的个人利益是天然合理的，如果顺其发展，并且确立它的合法性，你就找到了那个可以安放它的社会载体。相反，你越是不承认它，越是企图压制它，它就恰恰以自私自利和一盘散沙的魔鬼形象冲击公共利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悖论。我刚才讲，集体主义为什么造成一盘散沙?道德、礼仪之邦，为什么大家反而只追求物质，反而没有什么道德感?然后成天讲共产主义，结果实际上谁也不关心公共利益，因为你没有找到这个载体，而且你不断地去压制和阻碍这个人性，就像扫黄打非一样，你不建立法制，成天打来打去，永远也打不完。
相反，如果你承认人的利己本性，以个人为目的，鼓励个性的发展，也就走出了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就将形成一个横向的社会。在这里，社会治理形式它是手段，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人的自由，使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发展，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满足，也包括具有道德感的社会性公益目标，因此，个人和社会就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所以，中国由“天人合一”导出了善，而西方由“人与上帝的分裂”导出了罪。其实我有一段是讲《圣经》的，我今天没有讲，《圣经》反正弄得我头疼，我写了那么一段，其实我也没研究透，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就是说，西方人的这种罪感到底怎么来的?我是把它和中国的“善”结合在一块。中国人从“天人合一”导出来“人性善”;而西方人说“人和上帝的分裂”，因为不听上帝的，你和上帝分裂，变成了原罪，但西方人并不是说他的恶是罪，说他的利己、欲望是罪，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听上帝的，这才是罪。结果，来自“天人合一”的这个道德体系，却将人性与社会对立起来，它的结果是悖论。反而，来自“人与上帝分裂”的原罪说却追求一种更本质的社会关系。因此，形成了两种社会。
其实，我在这里讲的核心就是，我们不是老讲“天下为公”吗?实际上是有两种公，一种公是纵向型的，一种公是横向型的。纵向型的社会是以整体为目的，横向型的社会是以个人为目的的。纵向型的社会，它的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叫做管制型社会。横向型的社会，它的管理模式是法制的、民主的、宪政的，是契约型社会。
这一点我个人特别有体会。最近这一年多我在加拿大买了个房子住，不瞒大家，我不是为了投资，为了移民，或为了逃避财产什么的，我就是想体会人家的那个公民社会。温哥华隔着乔治亚海峡过来，是一个岛，这个岛有三万一千平方公里，台湾岛是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台湾人是两千三百多万，这个岛是七十五万到八十万，它由一个一个的小镇，一个一个的家庭农场，一片一片的森林，一块一块的湖泊和整个一个美丽的海滨组成。我买的那个房子在一个七千人的小镇上，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托克维尔笔下写的那个19世纪的美国小镇，太和谐了。所以我跟别人说，这个地方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原生态的人文环境，我懂得了什么叫社区自治，什么叫尊严，什么叫“法治自觉”。
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那个地方限速
接下来我要说，因为是管制型社会，所以它只有刑法和王法。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刑法的，而西方是重私法的，私法就是民法。所以，我最后落脚是两种不同的“公”。为什么有前面那些所谓的悖论，我们成天讲“公”，为什么不守规则，一盘散沙，又没有道德?其实是两种公，一种叫纵向的公，一种叫横向的公，我们所提倡的是横向的公，这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集体主义它不是公，只有公共精神是公。所以有人老说，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它本质上是不同的，有人老把它当一回事，说集体主义不就是公共精神吗?不是，完全是两回事。有些人在纵向的维度上，他们很公，很懂得听上级，老老实实，唯唯诺诺，但是一到横向的时候，横得根本不懂得跟人合作，又不讲诚信。在中国很多是这种现象。然后在单位可能五好员工，到了马路上开着车“啪”一口痰就吐出去了，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我们的道德要回撤到私人领域，它才是天然合理的。所以我认为，道德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是不道德的，但是中国的道德恰恰在私德领域里面，这是梁启超当年提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是没有道德的，中国的道德其实都在私德里面。私德领域里严格来说是不能成为道德的，表面看它是道德的，成天“天下为公”，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盘散沙，非常自私自利，非常物质化，它反而是走向不道德的。所以，特别有辩证意味的是，中国的道德内容虽然是非常私德的，但是它却被公器所统治，而道德越是被公器所统治，它就越被压缩在私德的狭窄空间，离公共精神越远。
只要国家权力还是作为道德的机构，干预个人的“道德”(后文解释为何道德加引号)，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不道德的。比如咱们中宣部它肯定就是一个管道德的机构，来干预个人道德，它越干预，这个社会就越是不道德的。这句话是来自哈耶克的，我把它解读了，哈耶克说“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使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他是在批判这种现象。这里的道德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成员，而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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